“周布政使的打算是什麼？要我們攻打兩江嗎？”穆譚聽完後立刻問道。

“是的，原本希望鄧提督能夠去江南轉悠一圈，至少為幾個府爭取下來明年的免稅。不過這次我們實在無法提供足夠的糧餉了。”

“不給我們糧餉，那我們為什麼要去？難道要我們自己帶糧食嗎？”任堂頓時怒形於色。雖然川西早有攻打江南的計劃，但這個時候要是不憤怒地嚷上兩聲，怎麼讓對方知道自己的難處呢？

而穆譚沒有立刻叫苦，他偷偷看了劉體純一眼，覺得大概周培公那邊還有什麼名堂。

第七節　仲裁（上）

設立在奉節的委員會讓夔東眾將都對航運的盈利能力有所瞭解，對其中一些些人來說，鄧名還與他們分享了一個重要的情報，那就是川西和湖廣、兩江的關係。其中李來亨、劉體純早就清楚此事，郝搖旗和賀珍也心裡有數，但對王光興、黨守素來說就完全是新聞了。

李嗣業抵達奉節後，根據鄧名與李定國的協議，也讓他知曉了川西和湖廣、兩江的一部分協議——高郵湖一戰的內幕當然不會在委員會上公開，而其他的協議鄧名認為有必要讓同盟有所瞭解，這樣才能起到委員會的協調作用。知情人都是堅持抵抗到最後的將領或是他們的子侄、心腹，第一不會到處亂說，而且他們這些人無論說滿清官員什麼壞話，都不可能被清廷相信。

長江航運的利潤大大超過李來亨和劉體純與鄧名聯合釋出夷陵宣言時的預期，即使不算舟山分潤的那部分，刨除給李來亨、劉體純以、袁宗第及漢水二將的補貼，這一年來還給川西帶來價值超過兩億元的收入。現在這部分收入就是鄧名的財政支柱，保證著欠條的信用和川西政斧的運轉，至於摺合成多少銀兩，則會根據銀價的起伏有些輕微波動。

今年郝搖旗和賀珍也採用了類似李來亨和劉體純的政策，調整了他們和縉紳的關係，從委員會那裡獲得補貼，而李來亨和劉體純則盼望著能夠再提高一些他們的補貼。

不過今年的東南漕運開始後，委員會的利潤就開始下降了。

首先去年很多收入是鄧名勒索來的而不完全是商業收入，其次就是去年明軍往來於長江上，起到了替代商船的作用。若是商業發達，沿江的百姓還可以向商船出售土產，或是提供薪柴、江鮮、糧食等物品，就像去年對明軍做的一樣，這些收入可以補貼一下家用，還可以進一步傳遞到不臨江的地區，讓農民可以透過多幹一些雜活來補貼家用，承擔賦稅。而今年為了完成漕運，湖廣和兩江都不得不進一步徵用民船，這進一步榨空了本來就疲憊不堪的長江中下游地區。

長江的航運變得更加蕭條，即使農民想多做一些零活，也變得無利可圖，即使把這些餘力全部投入土地，也不可能進一步提高糧食產量了，只依靠土地所出本來就難以承擔賦稅，更不用說糧食、蔬菜、水果以及棉花的消費量和價格都在下降。

而禁海令給了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經濟以最後一擊，大量的漁民和水手失業，正常的出口貿易完全中止。面對禁海令，山東、兩江和福建、浙江的漁民開始冒死偷偷出海，但清廷手段極為嚴厲，下令各地官兵勒石為界，越過的百姓格殺勿論，為了生計而冒險的沿海百姓很多都死在巡海官兵的屠刀下。

即使是在江南也是一樣，蔣國柱同樣執行了嚴格的禁海令，第一，他根本沒有把老百姓的姓命當回事，只有面對鄧名這樣手握重兵的人時才會容易說話；第二，蔣國柱雖然和崇明有協議，但是他同樣不想把這件事搞的盡人皆知，所以除了少量幾個走私碼頭外，其他地方執行禁海令時並無絲毫不同；最後，蔣國柱暗自盤算，若是禁海令執行的好，他和崇明的交易就可以取得壟斷地位，比較容易抬價了。

現在兩江的經濟即將窒息，蔣國柱和張朝除了勸農桑就沒有其他的應對方法，畢竟朝廷的賦稅不能停。而因為不敢減輕清廷規定的賦稅，所以勸農桑也就是一句空話，就算沒有未來的經濟理論，祖先也早就總結出來，想恢復生產就要輕稅。因此現在兩江的辦法就只能是動員更多的官吏下鄉，檢查春耕、秋收，打擊逃民，這種辦法作用很有限，而且還給了官吏更多魚肉百姓的機會。

看到田價下跌不止，而官吏依仗朝廷威勢巧取豪奪，大批的小地主已經開始懷念去年明軍過境時的時光了，那時有明軍震懾，兩江的官吏都收斂得多，而且糧價能夠維持，還能夠出售土產、買到便宜的貨物，不少地主都私下議論，盼望著明軍再次過境，讓他們能夠掙一些銀錢好繳納清廷的賦稅。

縉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