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未知加重了他們的恐懼。要是鄧名上來就切斷航運，那後果難就難以預料了，可能效果很好，蔣國柱和林起龍選擇屈膝，但也可能導致他們破罐破摔和鄧名對抗到底，而且這種事勢必得罪很多勢力，始終抱著又打又拉這個念頭的鄧名不願意把事情做絕。

但淮鹽不同，明軍毫不留情地予以禁絕。對於這樣明顯的歧視政策，淮商當然感到很驚訝，不過由於淮商從滿清那裡得到了不少特權，他們並不願意明目張膽地向鄧名行賄——他們也不願意，淮商的利益和滿清中央政斧捆綁得很緊。

當然，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淮商並不是作為一個整體集團行動的，他們只是本能地對鄧名感到反感。明軍干擾了淮鹽賴以銷往江南、湖廣的長江的航運，威脅給予鹽商極大特權的滿清政斧，這當然都引起了鹽商的敵意，每次鹽商討論起長江上的戰火時，都迫切希望兩江總督、湖廣總督能夠早曰肅清流寇鄧名，恢復長江航運的正常秩序。

而明軍隨後的行動更引起鹽商的仇視，鄧名願意花費時間、精力，把地方政斧和中央的利益區分對待，但他對淮商卻採用簡單粗暴的禁絕態度。一些專門從事湖廣生意的鹽商，在生意變得艱難後曾經試圖向鄧名的手下行賄，這些私人行為也都遭到了拒絕；然後就是江西地區的鹽業受到沉重打擊，明軍不但不允許淮鹽上行去武昌，甚至還把住九江不許淮鹽進入鄱陽湖。至此，那些向江西銷售食鹽的鹽商也加入了詛咒鄧名的隊伍；再往後就是江蘇西部；而現在則是一鍋端，明軍把住了運河出口，一條鹽船也出不去，只能想法設法偽裝成其他種類的貨船進行夾帶。

由於明軍人手不足，而且鄧名也想向周圍的縉紳表現自己的和藹，所以明軍遠遠做不到對每一條貨船都進行審查，鹽商只要化整為零，還是可以把鹽送入長江。就算偶爾有人在明軍的抽查中被發現，數量也非常有限，負責運鹽的船老大還可以裝可憐，聲稱是個人行為，再痛哭流涕一番說老小等米下鍋，明軍檢查士兵往往也會心軟，不會窮追不捨而是讓他們帶著貨物回返。

雖然明軍的檢查制度有很多漏洞，比滿清的專業稽私隊還遠遠不如，但只要鄧名的禁令在，鹽商就無法阻止船隊運輸，偷運數量有限而且還大大提高了成本。而且到這個時候，揚州的徽商終於確認，明軍對鹽商的敵意卻是發自高層，而且普及全軍。

越來越多的訊息傳來，都指出明軍對鹽商採取不妥協的態度，從上倒下都堅決不肯收取賄賂，就是鄧名的全體會也有一些風聲流出，傳入揚州鹽商的耳朵中——他們知道的甚至比張煌言還要早。

一開始大部分鹽商都覺得此事難以置信，明軍大舉出動不是為了攻城略地，而是為了保護明軍領地上的商業。但隨著明軍一絲不苟地執行封鎖，越來越多的鹽商開始相信這個訊息的真實姓。不過直到今天，鹽商以外的人依舊不信鄧名出兵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四川鹽商，不但滿清官場不信，地方上的縉紳不信，就是鄧名的同盟也嗤之以鼻。張煌言與鄧名相處過，進行過多次推心置腹的商談，但聽到這個風聲後，張煌言只是冷笑了一聲，根本不想再去聽第二遍——現在在張煌言看來，鄧名出兵的目的就是為了敲詐江南的滿清官員。

雖然明清官場、地方縉紳，甚至從事其他行業的商人都覺得這個說法荒唐無比，但鹽商自己卻不能掉以輕心。明軍抵達鎮江的當天就開始執行嚴厲的封鎖政策，而向浙江銷售食鹽的徽商立刻就做出了反應。偽裝進行夾帶是早就想好的對策，當明軍還在安慶外圍打轉時，鹽商就已經開始考慮若是運河斷絕他們該如何生存下去。

在進行夾帶運輸的同時，揚州鹽商舉行了一次大規模會議，討論的內容就是如何應對明軍的威脅。如果明軍只是短期停留，那對鹽商的損害並不是不可挽回，有些大鹽商就是修養個幾個月也不至於無法恢復。但對很多小鹽商來說，若又是一個季度到半年的航運斷絕，那他們受到的損害就會達到致命的地步。

上次鄭成功攻擊長江的時候，鹽商集團就向滿清大量捐款，本想在擊退鄭成功後彌補損失，但卻遇到鄧名攪局，導致航運斷絕的時間延長。今年才生意還沒完全恢復，明軍就再次大舉入侵江南，而針對鹽商的封鎖比上次鄭成功入侵時還要嚴厲得多——畢竟那次鄭成功是以清軍為目標，只是運輸不便而已；而現在則遇上了以鹽商為目標的川軍。

向浙江偷運食鹽的商人在大會上發言，稱這種走私會繼續官鹽的價格，讓私鹽變得更加猖獗，官鹽變得更沒有競爭力。以前滿清的檢私是針對那些沒有鹽引的走私犯的，而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