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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嚴重打擊了院校幹部和軍事訓練幹部的積極性，使得他們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抓軍事訓練，不敢學習外國經驗，不敢開展軍事學術研究活動。建國以後剛剛起步的全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受到嚴重挫折。這，就是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反對教條主義，開展所謂的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結局。

在這場鬥爭中推波助瀾的林彪，於這次會議之後的1959年9月，當上了國防部長，開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林彪上臺後，打著革命旗號，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繼續發展反對教條主義運動的惡果，更使軍隊建設遭到嚴重破壞，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全軍院校被砍掉100多所，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瀕於夭折。其損失之大，是難以估量和無法挽回的。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之後，劉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攜眷從南京移居北京。離開南京的那一天，軍事學院的許多領導幹部到江邊為老院長送行，並要送過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車站。

劉伯承執意不肯，他搶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揮手告別。

渡船徐徐向對岸駛去了，而停留在東岸的人們久久不肯離去。他們遠遠地望著渡船，望著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長的身影，默默無語。漸漸地，漸漸地，渡船看不見了，老院長的身影看不見了。

這時，軍事學院新任院長廖漢生，慨然說出了這樣一句話：“這個老首長，沒有少受罪！”

這位指揮百萬雄師過大江，出任過新中國第一任南京市長；又在南京創辦了全軍第一所高等軍事院校的老元帥，就這樣孤單單地離開了虎踞龍蟠的石頭城。

歷史畢竟有著它自己不可更易的規律。一切顛倒的真偽、善惡、是非。終將回復它們的本來面目，得到應得的評判。1978年以後，隨著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和路線的根本轉變，對一系列歷史冤案、錯案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平反昭雪。1980年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確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這個重要結論，最終解除了套在劉伯承身上的政治枷鎖，也解放了當年跟他一起遭到衝擊和批判的一大批人，更重要的，是對人民解放軍一段輝煌的發展史作出了正確的評價。

第二十四章有口皆碑

第一節“編外參謀”

1959年9月，中共中央軍委成立了戰略小組，任命劉伯承為組長，徐向前為副組長。戰略小組辦公室主任由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兼任。從此，劉伯承又以全部精力，夙興夜寐地為國防建設特別是戰備工作操勞。他撐著殘弱的病體，深入部隊，深入邊防，調查研究，瞭解情況，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親自動手給中共中央軍委寫報告。從世界戰略形勢到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戰場準備；從一種武器的研製、一條鐵路線的修築，到每個戰士負荷的減輕，無不精心擘畫和周密思考，並及時向中共中央軍委和總參、總政、總後提出建議。他常常說自己是一名“殘廢軍人”，是軍委的“編外參謀”，所提建議僅供軍委和各總部決策時參考。他一再反對人們把他的話當作什麼指示。但是，實際上，他的一系列深思熟慮、遠見卓識的建議，總是受到軍委和各總部的重視，在加強國防建設和保衛邊疆的鬥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擔任戰略小組組長期間，劉伯承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參與指導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

這次戰爭發生在1962年10月。印度政府為了透過武力侵佔中國的領土，經過了長期的密謀和準備。從1959年夏、秋之際開始，在中國的西南邊疆，印度政府不斷出動軍隊，進入中國境內，非法侵佔中國領土，以武力片面改變邊界狀況，並多次製造流血衝突事件，使中印邊境地區的局勢變得十分緊張。

1962年6月，印軍在中印邊境東段，越過非法的麥克馬洪線①，入侵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區；在西段的中國領土上，非法設立了侵略據點。10月20日，印軍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向中國邊防部隊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進犯。

中國政府以國際和平和中印友誼為重，一直主張透過和平談判，公正合理地解決邊境領土爭端，併為此採取了一系列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