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眾謀利益的。民主人士胡子昂、舊軍人但懋辛關於擁護減租退押的發言，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他就及時予以鼓勵，調動了進步人士的積極性。

8月8日，他在上報中共中央的《關於西南局統戰經驗的報告》中說：“由於地主階級在軍政委員會會議上的攻擊，可以看出封建地主雖然遭受了打擊，但勢力仍然強大。而這次會議有組織地進行反攻，因此使我們堅定了兩個堅決：一是堅決退押，二是堅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以孤立地主階級。因不如此，不能發動農民打垮封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這些話，表現了他掌握黨的政策的原則性和靈活性。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這個經驗，特將這個報告批轉各大區參考。

團結、教育民主黨派，是黨的統戰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對此，劉伯承採取了積極慎重的方針。西南區民主黨派，在反蔣反美的民主運動中，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到了解放前夕，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滲透和利用，成都、重慶等地的民主黨派變得組織渙散，成份複雜，內部矛盾，意見分歧。

解放後，某些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拉隊伍、搞武裝，擅自接收反動報社和敵特財產，以擴充套件自己的勢力。劉伯承根據中共中央統戰工作的方針和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抓了整理、人事和工商方面的工作。整理工作，又區分了四類情況：一是對機構健全、成份大體整齊的黨派，幫助他們學習共同綱領等檔案，著重於提高思想認識。二是對機構建立雖久，但其中成份較複雜，領導思想不純的，進行組織整理。在尊重其獨立性的基礎上，幫助其調整領導班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其自身的團結。三是對剛建立機構的，則進行登記審查，先集中學習，著重共同綱領及民主黨派性質任務的教育。四是對尚未健全機構的黨派，幫助他們作調查瞭解，發現和物色領導骨幹，逐步建立起較完善的機構。經過這樣既具體指導又不包辦代替，既堅持團結又不放鬆必要的鬥爭的整理工作，西南區各民主黨派都得到了健康的發展。

人事工作的重心是配合有關部門安置民主黨派人士。除在西南軍政委員會安排相關人士當委員外，各委、部以及盛區及行署以上單位，也量才錄用了一批民主黨派負責幹部和工作人員。這使民主黨派十分滿意，對團結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各級政權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

但是，在部分人員中出現了兩種不良的傾向。一些黨員存在著關門主義偏向，錯誤地認為“烈士血跡未乾，他們義騎到我們頭上了”。有的甚至居功驕做，不服從黨外人士的領導。劉伯承對此進行了有力的批評。他教育大家說：”做好民主人士的工作，可以爭取一大片人。作為一個黨員幹部，應該是統戰工作的模範。”

也有一些擔任政府職務的民主人士，自高自大，脫離群眾，官僚作風，輕視共產黨的幹部。針對這些情況，劉伯承利用會議和個別談話，進行了適當的批評教育，指出人民政府與舊官僚衙門的根本區別，人民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勤務員，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教育、啟發上述人士注意思想改造和作風轉變。他的這些工作，促進了人民政權中黨內外人士的民主合作。

解放初期，西南工商界曾一度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持疑慮、觀望態度，有資金不願大膽投用，反而要求政府救濟。更有的向政府要求定貨、貸款、收購產品、供給原料，限制工人提出工資要求，並一再聲稱：“賢明政府，定能辦到”，言外之意如辦不到，便不是賢明政府。劉伯承和鄧小平親自參加工商界人士座談會，誠懇說明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利用、改造的方針，說明了工商界只有接受人民政府的領導，為新中國建設事業服務，才有出路。劉伯承說：“公私兼顧，並不是偏顧，尤不可顧私不顧公。勞資兩利並不是單利，而是勞資兩面都利。城鄉互助，而不是矛動員令，還對進軍西藏的偉大政治意義、親密團結康藏人民、必須樹立長期戰鬥的思想等問題，進行了明確而詳盡的說明。這個動員令，給了進軍西藏的全體指戰員以巨大的鼓舞。

隨後，劉伯承協同鄧小平、賀龍等加緊部署了進藏的各項準備工作。組織部隊對西藏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收集整理現有資料，派出先遣支隊分赴甘孜、巴塘等地調查瞭解，為進軍西藏開闢道路。為了保障進藏部隊的後勤需要，還調集了一批工兵和步兵部隊，搶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為進軍西藏準備了交通條件。

5月14日，劉伯承專電西藏班禪堪布會議，規勉其“當本西藏人民大團結之精神，一致協力，以求達成解放兩藏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