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聲稱毛澤東是“天才”為手段，達到他不可告人之目的。

林彪一夥人只講空頭政治、大話空話，不做實際工作；只務虛、不務實。他們破壞了黨的優良傳統與作風，毀壞了黨在人民中的形象，降低了黨的威信，使黨脫離了廣大群眾；林彪同“四人幫”沆瀣一氣使無數幹部與群眾遭到殘酷的迫害。他們先在黨內外作了充分的輿論準備，並找機會採取行動。比如，1965年11月，葉群便是在這樣一種政治大背景下攜帶林彪的親筆信神秘地趕到杭州毛澤東在西子湖畔的汪莊別墅，當面誣告了羅瑞卿。毛澤東輕信了讒言。12月，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中央緊急會議批判羅瑞卿，林彪等人藉機攻擊羅瑞卿、整垮羅瑞卿。羅瑞卿在會上沒有發言的機會，有口難辯。

大的政治氣候形成之後，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免去了彭真和陸定一等人黨內外一切職務，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處境也十分艱難。

是年秋末冬初，彭真突然被人從家裡揪走，堂堂北京市的首腦人物不知了去向，霎時間，彭真“失蹤”了的傳聞迅速傳遍北京和全國，難怪，1966年“文革”動亂開始不久，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和總書記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向參加會議的幹部和群眾檢討有關“工作組”問題的“錯誤”時也只得違心地說：“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像我這樣的一般群眾怎能理解發動這場“史無前例”動亂的“真諦”？

第四節

周恩來被捲進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被冷落；“中央文革”就像一隻大篩子；周恩來說：“不要侮

辱少奇同志的人格嘛！”

毛澤東要親自發動、親自領導並親自指揮那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恐怕是誰也阻擋不了，但這場運動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央高層領導人所始料未及的，也都被動地捲進去。那時，周恩來的思想認識總跟不上局勢的發展。他常用以往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來處理“文革”引發的種種突發事端，仍希望將“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與控制之下，不準“越軌”。1966年夏天，人民大會堂那次著名的萬人大會上，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都說：“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這是三位重要領導人說的實際情況。

1966年5月，黨中央為了確立“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參加，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但是，會議的重要內容是根據4月毛澤東在杭州親自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決定的。會上，根據林彪與康生等一夥的指控，批判了彭、羅、陸、楊，給他們扣上了“反黨集團”的帽子。

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綱領性檔案——《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後，讓劉少奇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透過。

《五一六通知》中嚴厲地批評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彭真為主要成員）是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中央認為必須予與撤銷。同時，“通知”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副組長為江青、王任重、劉志堅與張春橋，康生任顧問；後來、陶鑄到中央任政治局常委，他又兼任顧問工作。

事隔不久，中央又決定，在陳伯達病假或離京外出期間，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之職。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是取代黨中央書記處的地位，其權力還要大得多。這就使江青紅得發紫、地位更加鞏固、權力無邊，“文革”小組成員中很快形成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與戚本禹等人的一個能量極大、危害嚴重的團伙。於是，一場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混亂與痛苦的“文革”迅猛異常地展開了。

5月下旬，那位一向稱病不工作、“韜光養晦”多年之後突然殺出來的康生，見時機已到，便指使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大字報，叫嚷要“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毛澤東批示，將此“大字報”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炮打響，她們揪鬥北大領導陸平及彭佩雲，開了全國揪鬥領導幹部的先例。頃刻間，全國各地大專院校掀起揪鬥狂潮，衝擊學校黨委、批鬥專家、學者、權威，造成一片混亂局面，不堪收拾。“文革”高潮一旦到來，造反派們立刻走上街頭，衝向世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惡浪滾滾、異常迅猛地席捲全國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