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有了這個先天缺陷的兒子，才有了九日研究所之後的“替代品”計劃。計劃裡的替代品中就包括了我與阮美雲的孩子。我與阮美雲，兩個極其巧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人，又因為我們同時在一個不合適的日子生下了孩子，命運緊密相連。

替代品計劃

1939年1月初的一個早上，和往日一樣是個極其寒冷的清晨。外面的世界被大雪包裹著，或許，銀裝素裹分外妖嬈。可惜的是，我們生活在地下世界，不能見到。

那天早上有四輛卡車駛入九日研究所，從卡車上被帶下來的依然是遠山戰俘營中囚禁的中國士兵。他們被送到九日研究所，是用來進行活體實驗的。在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軍人眼裡，他們根本不算人類，不過是一些和我們外形大同小異的低等動物而已。用土肥長官的話說：“這些戰俘和外面世界的那些支那人比起來，還算為這個文明世界的進步做出了一點貢獻。”

出乎意料的是，竟然還有十個粗胳膊肥臀的婦女，以及數十個還在襁褓裡的嬰兒，一起被送進了九日研究所，當時我已經能夠起身走動及工作，跟在土肥長官身後，目睹了這些嬰兒和婦女下車的整個過程。聆聽著嬰兒的哇哇哭聲，一種不祥的預感在我心底浮出，我低聲問道：“土肥長官，這些孩子和婦女難道也是實驗品嗎？”

土肥長官那天明顯特別興奮，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