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呢？西洋人窩在北平城的角落裡連大門都不敢出，我們的軍隊在他們面前隨便晃晃，他們就連忙喊什麼抗議！什麼叫抗議？抗議就是弱者的膽怯！”

聽到這些，美雲暫時沒有出聲，似乎在思考什麼。黃碧輝卻說話了：“美雲，皇軍對我們確實不錯，你看咱回國後，國民政府怎麼對待我們的？”

美雲衝黃碧輝怒吼道：“夠了！你給我閉嘴！”說完，扭頭看著我，似乎在等我的呼應，希望我能夠站起來一起譴責黃碧輝。我還是不敢迎著她憤怒的眼神，頭壓得更低了。沉默了一會兒，美雲站了起來說：“土肥原先生，我阮美雲雖然是個女子，但絕不是不知亡國恨的小女人。如果你是要做傷害中華民族的事情，殺了我也不會答應。如果只是要我接受一個研究與學習的工作，我姑且可以接受。”

土肥原一郎拍了拍手。“阮美雲小姐，我很欣賞你的坦率。請你放心，你和黃碧輝以及曹正先生接下來要從事的研究工作，確實只是單純的科學實驗。並且”說到這兒，土肥原一郎的眼中發出熱切的光芒，“並且這實驗對於我們全人類，都將是無比偉大與崇高的。”

那頓早餐非常豐盛，黃碧輝熱情地和土肥原一郎頻頻乾杯，不時稱讚日本清酒多麼美味。我和美雲只是隨便吃了一點兒，就放下了筷子。美雲時不時地扭頭看我，似乎她也看出我只是為了權宜之計而答應了土肥原一郎的要求，所以眼神中沒有過多的指責，反而還有一些關切。席間，土肥原一郎好幾次主動要和我及美雲碰杯，美雲裝作沒聽見，我雖然舉了杯，但只是象徵性地自飲自酌地喝了一點點。

當天下午我們三人就被鬼子押上了火車，火車開了一天一夜，我們是被分開關押的，平常只有吃飯的時候才能見面，看守的鬼子盯得緊緊的，不允許我們交談。直到下火車時我才發現，原來土肥原一郎也在火車上，看來關東軍高層對於物理學留學生確實很重視。

我們被押送到了奉天（日軍對瀋陽的稱呼）日軍警備司令部關了一晚，第二天換了一批車隊押送，不知道要送去哪兒，車窗上還懸掛有黑色布簾。估計鬼子是怕我們三個人通氣，所以把我、美雲和黃碧輝分開安排。我們三人各坐一輛轎車，第四輛轎車裡是土肥原一郎和一個西裝革履的日本人。車隊前後均有一輛軍用卡車，上面站滿了鬼子兵。我心裡一直在想：難道我們三個人在日本人眼裡真的很重要嗎？竟然安排如此大的陣仗押送？可我沒有想到的是，從那天開始，迎接我的就是無法醒來的噩夢。

坐在小轎車裡的時候，我突然間想起一件事，黃碧輝和美雲比我早兩年到德國，是物理學院裡為數不多的中國人，那時候愛因斯坦先生還在柏林。當時愛因斯坦先生因為不是日耳曼人在德國大受排擠，便對其他膚色的外國人格外地關照，所以黃碧輝和美雲得到了愛因斯坦先生很多指導。那麼，日本人是不是也知道這些，所以才如此看重我們三個物理學院的留學生呢？

車隊駛了很久才到達目的地，當時已是深夜。下車看到幾排整齊的營房和一個不小的操場，周圍是黑壓壓的群山和密密麻麻的鐵絲網。一個掛著少佐肩章的日本軍官帶領十幾個士兵在門口迎接土肥原一郎一行。土肥原一郎似乎對此感覺很受用，微笑著給少佐介紹身邊那位穿西裝的日本人的身份。少佐連忙敬禮，看來穿西裝的來頭不小，至少肯定在少佐之上。然後土肥原一郎向少佐介紹我和美雲，以及黃碧輝，這少佐敷衍地和我們握了握手，眼中流露出鄙夷的目光。然後扭頭用日語對土肥原一郎說了幾句，我唯一聽懂的就是“支那豬”三個字。

土肥原一郎依然是笑笑，拍拍這少佐的肩膀，示意要他注意一點兒。

我們還是被單獨關押著，房間挺整潔的，帶有獨立衛生間，床上鋪著土黃色的被子和床單，證明了我們來到的是關東軍軍部下的一個營地。當時的我根本就沒有想到，自己的生命將會在這片大山裡終結，更沒想到，自己會成為這遠山戰俘營裡一個讓人噁心且深惡痛絕的漢奸。

第二天早上我們就被帶到了一個很大的房間，不過等待我們的卻不是土肥原一郎，而是昨天看到的那個穿西裝的日本人。不同的是今天的他穿著一套和服，模樣看起來和土肥原一郎一樣慈祥。

穿和服的日本人要我們分開坐下，先用德語向我們問好，然後又用流利的中文說道：“三位，我叫松下幸太郎，說起來和大夥應該也算是校友。之前也是在德國學習，和各位一樣，我當時的導師是愛因斯坦先生。所以，看到三位感覺很親切，昨晚就想和三位一起討論些問題。當然，我們是學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