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代表點頭哈腰地表示回去一定向陳長捷如實報告。

陳長捷聽了四名代表的報告，見劉亞樓已發了“最後通碟”，又急忙給北平打電話，請示怎麼辦。李世傑還是那句話：“堅決守住，就有辦法。”於是，陳長捷在最後仍決心“哪怕戰到房無完瓦，地無淨土，也要死守天津，以對得起傅總司令”；並向守軍官兵釋出了誰臨陣脫逃，其直接上司就可當即槍斃的駭人聽聞的六條軍律；同時又進一步加緊了天津的防禦準備。

1　月12日，毛澤東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平津守軍先頭部隊至遲須於13日12時以前開出。並指示林、羅、聶向傅方代表指出，我方懷疑傅方借談判拖延時間，故天津方面必須依照指定時間開出城外，並不得對公私財產、軍用物品及公文卷有任何破壞損毀，否則必須全體繳械，並懲辦其負責人。軍隊出城，只能攜帶隨身槍彈。

1　月11日，傅作義又透過崔載之給李炳泉電，向平津前線傳達資訊：“此間由鄧寶珊率必要人員前往，與林聶二先生商談平、津、塘、綏和平解決及整個技術問題。”並提出：“為決定後實施便利，最好林聶二先生移近北平，以免往返費時。”

1　月12日3　時，毛澤東得知傅作義將派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出城談判的訊息後，即致電林彪、聶榮臻，對談判方針作出指示，要他們在談判中應向傅方代表鄧寶珊指出，解放軍圍城已近一個月，談判如此之久，始終不著邊際，傅方自己提出離城改編，現又惜詞推託，企圖拖延時間，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誠意，應今天津守軍於13日全部開出城，聽候處理。守軍應負責移交一切公共財產、案卷、武器彈藥。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壞損失。守軍出城，只能攜帶隨身槍彈物品。一切改編細目待出城後再說。至於北平守軍可推遲數日離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

這時，傅作義對平津前線司令部提出的天津守軍應於1　月13日12時開出城外，聽候處理的要求，仍不能作出明確回答。傅作義的參謀長李世傑向天津發出的指示，其內容依然是“堅持守下去，就有辦法”。

1　月13日12時，林彪向中央軍委報告：天津敵未遵令向外開出，本日此刻止，亦無新的訊息。由此看來爭取和平解決避免破壞的可能似乎不多。本晚24時止，如仍無爭取此種可能的徵候，則明日開始攻天津。

中央軍委認為傅作義有意拖延，遂一方面透過多種渠道做傅作義的工作，一面下令攻擊天津。這時，北平各界民主人士紛紛向傅作義進言走和平道路。

傅作義的老師劉厚同曾多次向傅陳說南下西去均不可為，勸其倡和平、順民意，效仿“商湯放桀，武王伐紂”的故事，及早脫離蔣介石，“萬不可把文化古都毀在你手裡”。

徐悲鴻等文化人士則向傅進言：戰則敗，和則安，北平兩百萬人民生命財產，繫於將軍一身，“如果傅先生順從民意，採取和平行動，對此義舉，我們一定要大書特書”。

同時，蔣介石發現傅作義與我談判的行動，先後派親信到北平進行阻撓，拉攏傅南逃，又指令特務抓捕共產黨地下黨領導人，以示恫嚇。

冬夜是漫長的，但終會有天明的時候，被泥雪堵阻的車輪就要轉動。

1949年1　月14日到了，何去何從，傅作義必須迅速作出抉擇。這天上午，他把鄧寶珊、周北峰請到居仁堂，讓他們立即啟程到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談判。

周北峰焦急地說：“總司令，今天就是14號了，上次在薊縣八里莊‘會談紀要’上所說的時限就是今天，我們該答覆了。”

傅作義不以為然地說：“你們去吧！就說有些條款還需要再商量一下。”

1　月14日，傅方和談代表再次出城。此行代表團由鄧寶珊、周北峰、可成及鄧的一名隨從，共四人組成。鄧乃華北“剿總”副司令長官兼陝綏邊區總司令，是傅作義特地派飛機從包頭接來北平，出任和談代表的。

在關鍵時刻，傅作義請出鄧寶珊做和談代表，主要是因為鄧寶珊與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等多年來有頻繁交往。雖在抗戰時期，鄧寶珊就三次途經延安，每次都受到毛澤東、周思來、朱德、賀龍等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接待，毛澤東曾幾次與鄧長談，彼此關係很好。

就在鄧寶珊前往通縣平津前線總指揮部談判地時，劉亞樓指揮所屬部隊發動天津戰役。

原計劃規定1　月13日實施總攻，但由於這天是農曆12月15日，海潮大，護城河水位高，所以將總攻時間推遲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