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同時，在這一時期帝國南方的經濟迅速發展，並最終超過北方，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所在。

安史之亂髮生後，朝廷財政無疑十分窘迫。一方面是戰爭中消耗了大量的物資，而另一方面，則是方鎮割據局面的加劇，使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地區不斷縮小。在這樣的情況下，朝廷先後任用第五琦、劉晏等人整頓賦稅制度，來挽救財政危機。

劉晏此人，可謂唐朝“經濟學大家”，他的理財，主要有三個內容。一是改進遭運，二是改革鹽政，三是施行常平法。

劉晏的理財方案一步步實施，對李唐朝廷後期的經濟起到一定的挽救作用，對尋常百姓也在客觀上有不少好處，所以當時有人把他與管仲、蕭何等古之名相併論。

另外值得一提的經濟改革，也就是楊炎的兩稅法了。楊炎，字公南，鳳翔（陝西鳳朔）人，唐德宗時的宰相，也是唐代的著名理財家。在他主持下，改變了過去的租庸調製為兩稅法，這不僅是唐代，也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中賦稅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情。

從古至今，任何制度的出臺都有其歷史背景，兩稅法亦然，其實行的歷史背景是：均田制的破壞、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安史之亂的後果影響、農民起義的推動。

唐朝建立後，由於對土地兼併限制不嚴，貴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斷兼併農民的土地。到玄宗時期，一方面因為商品經濟日益發展，從事兼併的富商大賈愈來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團也空前膨脹，如632年（貞觀六年），唐朝文武官員僅有642人，至735年（開元二十五年）發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時“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

由於土地向各個層次的地主手裡集中，朝廷控制的土地越來越少，這樣就難以維持對農民的授田了。後世出土的唐代敦煌戶籍殘卷證明，從武則天到玄宗時期，農民受田的數額已愈來愈少。這說明從武則天以後，均田制度的破壞已經很嚴重了。

而在安史之亂以後，貧富分化就更加懸殊，“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那個時候，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擁有大小不一、數量不等的田莊。在各類田莊中，穀物生產都佔主要地位。規模較大的田莊，還多有萊圃、果園、茶園、榨油、釀造、紡織等農副業和手工業生產。許多官僚大地主的田莊，還修築樓臺亭閣，點綴奇花異石，所以這種地方，既是一個生產所在，同時也是供田莊主玩賞的處所。而田莊內的生產者，主要是莊客和僱農。莊客也叫做“莊戶”、“客戶”，或簡稱為“客”，他們是田莊裡的主要勞動力，也就是所謂生產者。地主階層的瘋狂兼併，迫使大量均田戶紛紛破產流亡，這些破產的農民，就是莊客的主要來源。田莊主對莊客的剝削，上等田每畝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額佔收穫量的五成以上。

此外，莊客還得聽田莊主使喚，服多種雜役，被迫進行無償勞動。像代州李家那樣，找莊客長工來做事還加付薪水的東家，本身是比較少見的，這也是李曜在莊戶們心目中很是“仁厚”的緣由之一。

另外僱傭關係在唐朝後期，也有較大發展。855年（大中九年），朝廷頒發的令文說：“如有貧窮不能存濟者，欲以男女庸僱與人，貴分口食，任於行止，當立年限為約。”因此，在當時社會的各類田莊中者都有一批僱農，做為一種補充性的勞動人手存在。當然，大多數僱農所得的報酬是極為低微的，這種封建的僱傭關係跟後世相對平等的僱傭關係不同，前者有極大的強制性，僱農的處境通常都比較悲慘。即便李曜家中田莊的僱農，李曜一聲令下，他們也得去鐵坊幫忙，只是代州李家可算相當公道的東家，不僅發錢，還發獎勵，因此那些工匠學徒才會那麼輕易地被李曜調動起來，幹勁十足。

再有就是，唐代的田莊制與南北朝時期的田莊，是有明顯區別的。南北朝時期田莊裡的勞動者，主要是世襲性的農奴、部曲和佃客，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奴隸。而唐代田莊裡的莊客和僱農，則都屬契約性的，他們至少在身份上已非世襲，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較多的自由。但是唐朝的理財措施在豪強瘋狂兼併土地、均田制逐漸解體的同時，有越來越多的農民趨於破產，變成流民。據李唐朝廷760年統計，國家控制的人口僅1699萬多，其中納稅的僅237萬多，與755年相比，國家控制的人數減少3593萬多，納稅人數減少521萬多，很顯然，這就使國家的收入大幅減少，造成了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

由於這許多糟糕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