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有深度的見解。

柳宗元認為佛教有正宗，有流失，諸派紛陳，而道歸於一。《送浚上人歸淮南覲省序》說，佛教流傳中國後，“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嶽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雲：“佛道逾遠，異端競起，生物流動，趨向混亂。”《龍安海禪師碑》謂佛法東漸，“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於嚚昏，放於淫荒。”

柳宗元記龍安海禪師之言：“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反戾鬥狠，其道遂隱。”柳宗元極不滿禪學之紛亂流蕩，稱頌龍安禪師“吾將合焉”的作法，即以馬鳴、龍樹之道為準繩，調和南北二稱派，“鹹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

按柳宗元的理解，佛法與其流派是體用關係、一多關係，不可以分割，“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故應包涵混同。其時言禪者有忽視經教、空論禪機的傾向，柳宗元認為這是體用脫節的表現，他在《送琛上人南遊序》中指出，佛法備於經論，“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盤’。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若棄經論而參禪，必“流蕩舛誤，妄取空語，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故應禪教並重。

正是在這種包容貫通教內諸派的思想指導下，柳宗元對禪宗、天台、律宗諸宗派都表示了同樣的尊重，對於各宗派裡力主融會調和的高僧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他為禪宗大師曹溪六祖、龍安海禪師等樹碑立傳。又讚美嶽州聖安寺無姓天台大師為契得“極樂正路”，雲：“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他又十分看著律宗，認為戒律為修持佛法者所不可缺少，“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於仁義者，不可以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以言佛。”他給揚州大明寺律宗作碑頌，辭雲：“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

由此李曜認為，柳宗元兼重禪、教、律，把佛家的戒律比喻成儒家的禮儀，不可暫缺，可見其佛教觀念相當正統。他還讚賞淨土之學，作《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謂：“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眾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淨土信仰在中國，“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唸佛三昧詠》，大勸於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鹹賴焉。”柳宗元關於淨土宗的說明，於教義有所契合，於史傳則有所脫略，看不出淨土宗的傳法世系；但柳宗元本以會通的眼光看淨土，而淨土又在事實上滲入各教派之中，故就天台智顗大師而說淨土，亦立論之一端也。

再者，柳宗元認為，不僅佛法與眾多教派是體與用的關係，佛法與俗事亦是體與用的關係，出世法與世間法是統一不可分割的。《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讚揚巽上人對於佛教有高深造詣，“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不像世間一些章句學家，“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這就是佛教的體用一如，不落兩邊的中道義。在《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中，柳宗元再一次稱頌巽上人，雲其“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並。”

以李曜這個後世人的角度來看，中國佛教正是發揮了這種無為法不離有為法的精神，逐漸接納了儒家的人文主義，加快了華化和世俗化的步伐。天台宗標榜方便法門，宣傳佛法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禪宗更是強調平常人、平常心，擔水砍柴無非妙道，即事修行，即境開悟，形成“人間佛教”的傳統，成為後來中國佛教發展的主流。這種佛法不離人倫日用、真諦與俗諦圓融無礙的觀點，是印度佛教與中國儒學融合的理論基礎，也是柳宗元調和佛儒的指導思想。

又有，柳宗元明確提出佛儒會通與並用的主張，不贊成韓愈崇儒排佛的作法。

《送僧浩初序》專駁韓愈反佛言論，二人的爭論十分激烈。韓愈指斥柳宗元“嗜浮圖言，與浮圖遊”，柳宗元針鋒相對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