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所言，可見這衙門確有創立之必要，但這主官除了孤王本人，卻絕不能使其餘人染指，否則那人掌握這般大的權力，若是稍有不忠之心，暗中圖謀不軌，我如何得知？他又可以手中軍械糧草來要挾諸鎮，長此以往，諸鎮攝於其淫…威，便要視我為無物，一舉一動，只認此人了，那豈非大禍臨頭？難得正陽忠直，獻上此策之後，先說明其中關要，使我不誤。”

李克用這般一想，面色立刻和善起來，對李曜剛才的表現極為滿意，笑著讚道：“正陽果是吾家千里駒，此計甚妙！不過，這新衙門，卻喚作什麼名兒才好？”

李曜對名字不怎麼在乎，隨口道：“哦喚作河東四面總攬後勤諸事排程監便是。”

“河東四面總攬後勤諸事排程監？”李克用唸了兩遍，搖頭道：“喚作‘監’，未免格局太小，不如喚作行臺，嗯不，喚作大行臺！”他哈哈一笑，似乎很滿意，又唸了一遍：“河東四面總攬後勤諸事排程大行臺不錯，不錯，便是這般了。”

李曜對行臺制度雖然瞭解不是很多，但他多少知道一些，這一制度起源較早，不必上溯太遠，只說隋唐。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年）於並、洛、益三州各置河北道、河南道、西南道行臺尚書省，隋文帝以其子楊廣、楊俊、楊秀各為行臺尚書令。後廢洛州行臺，又於襄州、壽春兩地設定山南道、淮南道行臺。這兩處“行臺”都因為討伐南陳而設定，統一以後就被廢除了。文帝開皇九年（589年）後，“行臺”全部被廢除，而置並、揚、益、荊四大總管府，各統十餘州至數十州。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各總管府也被廢除。

唐初復置“大行臺”。“陝東道大行臺”置於洛陽，以秦王李世民為尚書令，地位在其餘“行臺”之上。其餘“行臺”如益州道、襄州道、東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均以宗室親王或親信大將任尚書左僕射，為“行臺主”。武德九年（626年），諸道“行臺”也都廢除。

隋唐兩代的“行臺尚書省”則以“行臺尚書令”為最高長官，若不置令，即以左僕射為首。置官大略同中臺而人數較少。“行臺”主要為處理軍務而設，故以兵部居首，又兼綜民事，故吏、戶、禮、刑、工並置，卻往往一人兼兩職或三職。“行臺”的統轄地區既廣，位重權大，不利於中央集權，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就予以廢除。

此時李克用忽然提出新衙門以行臺命名，李曜心中不禁一動。

附：注①：天德軍，初名大安軍（一作天安軍），隸屬於唐關內道豐州，其兩處治所皆位於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陰山山脈南麓，與前套地區的振武軍為中晚唐時期（755年—907年）唐朝北方邊疆的重要軍事機構。安史之亂後，回鶻汗國一直未能對唐朝造成較大威脅，故而天德軍與振武軍的防禦任務不重，駐軍量也較西北地區的西套銀川平原少，主要是回鶻對唐朝威脅遠不如吐蕃嚴重。天德軍置有都防禦使之職，因駐軍量是唐朝河套軍鎮中最少的一個軍鎮，實力也比河套東部平原的振武軍弱，一直也未能像振武軍一樣升格為節度。最早的天德軍節度使，始見於911年的後梁時期。唐朝前期，河套內外駐防城群體盡歸朔方節度使統管，後期駐防城群體分別劃歸於靈鹽、夏州、天德軍和振武軍四個方鎮統轄，成為區域社會穩定的基石。

天德軍最初治所在北城（內蒙古烏梁素海土城子），749年張齊丘於可敦城（今內蒙古烏拉特中旗溫根鎮南狼山山區）置橫寨軍，同年，自中受降城遷安北都護府治所於此城，可敦城乃可賀敦城之誤，為突厥語皇后城之意。753年安思順與郭子儀奏棄橫塞軍，請於大同川以西築一城置軍為朔方根本，並擬以中受降、東受降城連振武軍為左翼，以西受降城連天德軍、定遠軍為右臂，作為東西一線的河套防禦體系，755年築畢置軍，唐玄宗賜名大安軍，為其軍鎮治所，即故天德軍城。不久因安史之亂，郭子儀奉調征討，只留老弱守此城，為燕將宋星星攻破，縱火焚燬，故將天德軍都防禦使遷駐西受降城，改名天德軍，臨時安置軍馬於永清柵（一作永濟柵，今內蒙古烏梁素海南岸），北城遂廢棄。

796年，唐朝將三受降城分隸於天德軍和振武軍，振武軍初領中受降、東受降城，於813年再次分配時，將振武軍所轄之中受降城轉隸於天德軍。812年東受降城為黃河河水所毀，振武軍節度使李光進上表修城兼理河防，此時，西受降城亦為烏加河因黃河氾濫所毀，修復東受降城似未有它議，而西受降城則引起爭端。813年，振武軍節度使李進賢遺牙將楊遵憲率500騎兵趨東受降城備回鶻，至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