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在興置屯田的同時，曹操採取各種措施，扶植自耕農經濟。

針對當時人口流失，田地荒蕪的情況，曹操先後採取招懷流民、遷徙人口、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檢括戶籍等辦法，充實編戶，恢復農業生產。

此外，曹操還陸續頒佈法令，恢復正常租調製度，防止豪強兼併小農。

建安五年，曹操頒佈新的徵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確：“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

曹操前後實行的這一系列措施，使瀕於崩潰的自耕農經濟不斷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這成為曹操集團的雄厚經濟基礎。透過以上二項措施，曹操統治區的農業生產迅速恢復。這是曹操在經濟上的一大成功。

屯田制的實行，是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產，工作效率當然高於普通的自耕農。

因此這個政策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短時間內就將地方變成“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的欣欣向榮，稱其為一大創舉並不過分。

曹操在攻破鄴城後，鑑於東漢後期沉重的人頭稅，改為戶調製，對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農和地主）收田租每畝為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這一政策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得到了一致的擁護。

曹操在世時大力興修水利設施並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鄉舒城建立的七門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時還能每天澆灌兩萬頃良田。這些政策之厲害，可以從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來。

第一，曹操在漢中打過兩仗，先戰勝張魯後敗於劉備，但由於北方的元氣恢復他前後順利地從漢中武都等地遷出了十三四萬戶人口。

以一戶人家四口人計算，這就是五十多萬。

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呂蒙提醒孫權，曹操在皖城（即廬江）一帶屯田，如果坐等他們收穫，無異於如虎添翼。

因此東吳趁雨季來臨水軍來去自如之機，孫權大動干戈親征皖城這麼一個彈丸之地，呂蒙、甘寧全上陣後俘獲太守朱光，遷數萬百姓回吳。

有統計稱，孫策、孫權兄弟曾先後四次打到周瑜的故鄉淮南舒城一帶，但毫無例外的是劫掠而還。

開源同時，曹操也非常注意節流，並以身作則。史書中稱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採，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

簡單地說，衣服沒有花裡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繡彩，帷帳屏風落滿補丁，床榻被褥“敗絮其中”。

在曹操的大力糾正下，東漢以來的奢華之風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潔勤儉自律。

即使是高官顯貴也不敢過度鋪張，甚至出現了有人故意穿破舊衣服取悅曹操的咄咄怪事。

建安十四年，曹操反過來不得不下令來糾正這一奇怪的不正之風。

曹操的遺囑，也體現了自己的一貫儉樸的風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相比之下，劉備、孫權的晚年則是昏聵糊塗。

《三國志·先主傳》注引《典略》記載：“劉備稱漢中王，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他的這些所作所為，後來成了陳群勸諫曹叡棄奢華罷宮室的反面教材：“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

孫權在太子廢立上的胡來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無所適從，已經成了笑柄了。

漢末三國的軍事家首推曹操。曹操鑽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家的著作，在習諸家兵法的基礎上，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

所撰《孫子略解》，開創整理註釋《孫子》十三篇的先河，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軍事理論。

主張“兵以義動”的戰爭觀，強調師出有名，符合道義。

在戰略戰術上靈活多變，因事設奇、任勢制勝，兵不厭詐。

在帶兵方面，他治軍嚴整，法令嚴明，一次在行軍途中，曹操傳令不得使戰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

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麥苗。可曹操的戰馬因受驚嚇踏了麥田。

他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髮，以示處罰，足見執法認真。

《通典·兵典》中收錄的《魏武軍令》、《魏武船戰令》、《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