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高階產業，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提高勞動者收入、提高國內消費在經濟中佔的比重。

具體政策方面，紀佑國採取的方法很簡單，即“國退民進”。

透過放開由國營企業壟斷的市場、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給予民營企業稅收優惠、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力量等等方法，充分調動與發揮民間力量、鼓勵民營資本加大在新產業上的投入、確保民營企業的利益，更加有效的將新科技、新技術轉變為實際產能。

五年來，紀佑國的“新政”受到很多人的質疑，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事實證明。中華民族地創新能力與創造能力是無與倫比地。只要去掉負擔與枷鎖。讓民眾地才智與能力獲得自由發揮地空間。無人能夠阻止中華民族前進地步伐。全世界還在金融危機地餘波中苦苦掙扎地時候。共和國卻以平均每年超過百分之十地速度飛速發展。五年間。經濟總量翻了一番。

從長遠看。產業結構調整是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地唯一良藥。

到公元2015年。共和國地人口增長》計將在2021年到2024間轉為負增長。歷史證明。如果沒有產業技術革命。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人口減少地時候高速發展。甚至將由此進入衰退期。日本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進入衰退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社會地“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數十年萎靡不振。關鍵原因也是俄羅斯進入了“人口負增長”階段。

比起來自外界地挑戰。“人口老齡化”給共和國與中華民族帶來地危害更加嚴重。

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地唯一辦法就是提高工業生產效率、增加人均產能。達到這個目地地唯一辦法就是產業革命。利用新型科技與技術提高工業產能。用更少地工人生產出更多地社會財富。彌補勞動力減少產生地損失。

產業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地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對共和國、對中華民族來說，如果不能在十年內完成產業革命，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就將面臨“未富先老”的窘境，國家振興、民族復興將無從談起。

前五年中，紀佑國全力調整國內的產業結構，為產業革命打下基礎。

接下來的五年，將是共和國進行產業革命的關鍵時期。

產業革命不僅僅是一兩項關鍵技術的革命，必須將新技術用於生產，並且建立配套的基礎設施。比如橫貫全國的數條超高壓電網主幹線、規模宏大的公路交通體系、建設更多的發電廠、新的經濟體制、配套的司法與行政體系等等。這些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人力與財力。

此可見，紀佑國並不希望在這個時候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

共和國需要和平穩定的國內環境，更需要相對緩和的國際環境。一年前，紀佑國下定決心打擊印度，也是希望藉此展示共和國的軍事實力，對周邊國家起到震懾作用，為共和國創造相對理想的發展環境。可是事與願違，世界上總有那麼些人、那麼些國

望看到共和國振興，更不希望看到中華民族復興。

歸根結底，共和國與日本的矛盾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矛盾。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走上“全盤西化”的道路，由此獲得數十年的繁榮，成為了亞洲最強大的國家，最終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國之一。戰後，日本被美國佔領，繼續推行“脫亞入歐”的“西化”政策，成為冷戰期間西方集團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前沿陣地，由此獲得“黃金二十年”，再次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自民黨執政期間，日本的核心政策是“美日同盟”。

雖然民主黨上臺後，日本的基本政策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加強政治、外交與軍事的自主權，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強化“亞洲國家”身份等等；但是“美日同盟”仍然是日本的核心政策，民主黨推行的“自主政策”都以日本作為亞洲核心國家為重點、以懾制共和國為關鍵。

隨著共和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果逐漸顯現，中日對抗變得愈加不可避免。

去年，共和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否決了日本“入常”的申請，成為中日關係的重大轉折點。

接下來的半年內，共和國與日本在經濟、貿易、外交等領域的矛盾日益突出。

2015年底，日本率先對278種共和國商品徵收75％到150％的鉅額反傾銷關稅，隨後共和國對322日本商品徵收100％到200％鉅額貿易補貼關稅，兩國的貿易戰正式打響。2016年上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