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乃有相通之處。此外，辜鴻銘還遍遊英、法、德、意、奧等國，認真詳細地考察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體驗各國的風物人情、社會習俗。對於西方文明的種種弊端，可謂頗多瞭解。正如德國著名教授奈爾遜（H。Nelson）所說的那樣：“他廣泛地集西方文化於一身並加以了消化吸收；這個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國人，熟悉卡萊爾、愛默生和別的盎格魯？撒克遜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魯？撒克遜人；這個人他通曉《聖經》就像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正是緣於這種精湛的西方文化修養，辜鴻銘在後來對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國學和漢學家時才能得心應手，從容不迫。雖然辜鴻銘一生的前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國外度過，但他後來的中文水平也不可小覷。在回國之前，辜鴻銘幾乎是箇中國文化盲。他只在歐洲留學期間讀過一些由傳教士或漢學家寫的或翻譯的作品，而這些極為膚淺的作品並不能使他窺見中國文化的精妙之處。辜氏對中國文化第一次真正的接觸感悟是透過與馬建忠的晤談。學識淵博的馬建忠為他講述祖國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喚醒了他內心深處的中國情結。辜鴻銘深受鼓舞，決定回到傳統文化的懷抱中。他先回到檳榔嶼，從衣食住行各方面進行中國化的初步調整。1882年，他轉往香港，在那裡住了三、四年，繼續學習中文，閉門苦讀經史子籍。其間，他還專門到上海拜師學習古籍經典。經過幾年的認真學習鑽研，辜鴻銘進步神速，中文已有相當基礎，但還無法參透深奧的古代典籍，談不上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他第一次真正系統地研習中文是在當了張之洞的洋文案之後。在傳統文化氛圍極濃的張府裡，聚集著一批國學根底深厚的幕僚，張之洞本人也是個舊學造詣很深的學者。辜鴻銘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認真請教。他從查中國字典，讀《論語》開始，二十年勤學不輟，博覽經史子籍，詩歌詞賦，“沉酣寢饋其中，積有歲年，學以大成”。儘管辜氏日後承認“大成”是過譽之言，但是此時他的中國水平已今非昔比，並著有兩本中文著作：《張文襄幕府紀聞》（1910）和《讀易草堂文集》（1922）。此外，他還輯有《蒙養絃歌》並自費刊行。羅振玉在《讀易草堂文集》序中就贊他的漢語文章為“天下之至文，沈痾之藥石，非尋常學者可以等類齊觀者也。”他對儒家經典更是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這之後的幾十年裡，他一直浸淫於儒家學說的研究，並且最終成為一代儒學大師。在研習儒家經典的過程中，辜鴻銘發現傳統儒教與卡萊爾倡導的浪漫主義有相通之處，他認為中國文化中包含著可以治療西方現代化社會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國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於既倒。於是乎，他滿懷熱情、孜孜不倦地向西方社會大力弘揚中國數千年的悠久文化，為溝通中西文化作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談，他一生事蹟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於溝通中西文化並訴諸於翻譯事業。為了讓西方人瞭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於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其目的即在於使西方人瞭解，並透過了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辜鴻銘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趙鳳昌親筆手書的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於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續發表於《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文章結集而成的合集。這些文章分析了義和團運動產生的原因，指出義和團運動完全是外國傳教士的不正當活動和西方列強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鴻銘還在書中公開對西方文明及其沒落進行大肆的評價。該書出版後，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閱，當時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史稿》本傳中說：“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發表，1906年結集於上海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並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國牛津運動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