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是能成立的理由。“嚴打”的時候，“集中整治”的時候，又是“精心佈置”，又是“頻出重拳”，不是管得很好，管出了水平、管出了效果了麼？包括報紙在內的新聞媒體，無非能在有限的範圍內，作一些“表揚先進，批評落後，伸張正義”（見去年底中央領導為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題詞）的工作，哪敢奢談什麼破案？話又說回來，如果除暴安良、懲惡揚善的功勞都被見義勇為者搶去，偵破大案要案、確保一方平安的職能都被報社取代，納稅人還要你這些堂而皇之的“有關部門”幹什麼？

官車之累

李安定

據統計，單位負責人與辦事人員的比例，日本為1：3。6；美國為1：1。7；小國為1：0。84。即只有中國的幹部隊伍裡是官多兵少，十羊九牧。龐大的官員系列，產生了一個“公車”需求的巨大的“黑洞”。

吉林某縣帶“長”字的官員竟有八百之眾！縣級機構如此，省、市、部、委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理論上說，這些官員，尤其領導幹部，因公出行，都有乘坐公車的權利——只要是單位購置了數量足夠的轎車。不管這個單位是處級，還是科級。難怪從80年代中期起，轎車變成了最緊俏的商品，成了權錢交易的熱門貨。儘管交易的雙方都是“公家”。炒賣進口批文，轉手高價倒賣，“官倒”，走私，種種腐敗現象隨著供求關係的失衡而產生，轎車的價格也從80年代初的一二二萬元飛漲到二三十萬元。

審計機關曾對2000多個縣以上的教育主管部門和8000多所學校進行審計，發現4。2億元教育經費被擠佔挪用，近千個縣1。4億元的扶貧支農資金被剋扣，這些錢主要被用來購置轎車和修建樓房。

有人推算，現在購買一輛公務車的支出一般需要20萬元左右（一些進口豪華車，上稅後，動輒七八十萬，甚至逾百萬），1993年中國新增的轎車50萬輛，其中私人車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二，因此支出總金額應該近1000億元。此外，每輛轎車每年的各種費用起碼需要3萬元，這樣，50萬輛社會集團新增轎車每年的維持費就又是150億元。

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證實了這個推算。1992年社會集團購買力支出近900億元（這個數字已經把公款吃喝、旅遊、跳舞卡拉OK排除在外，否則這個數字保守的估計也將突破2000億元），而1993年社會集團購買力則猛增到1500億元，增幅66％，高出經濟增長數倍之多！其中公款購買轎車支出900億元，佔社會集團總支出的70％，其拉動作用如此可見一斑。

同是1993年，全國各地拖欠中小學教師工資款近9億元，怨聲載道，雖經中央領匯出於教育是未來國力後勁的預投資的考慮，親自督促，教師們的工資先後補齊，而且次年《教師法》頒佈，明文規定：截留、挪用教師工資的，由地方政府查明後，繩之以法。但是，1994年上半年，全國新拖欠中小學教師工資又累計5億元，並未見一人受到法律制裁。倒有訊息見諸報端，西北某省一個貧困機關，為了買一輛進口高階轎車，把一輛完好無損的北京212吉普車，以50元的廢鐵價格作報廢處理，以繞過“控辦”的審批。

小並

石生

某廠長一次出差兩天帶了四個與他關係曖昧被大家認為是他“小姘”的女業務員。一老工人聞後怒不可遏，即給主管局某局長寫了一封檢舉信：“某局長：我廠某廠長出差兩天帶了四個小並，平均每天兩個小並，請查證。”由於文化水平低，老工人把“姘”字寫成了“並”字，局長接信讀後在一次全域性職工大會上講話提出向廠長學習：“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繼續保持和發揚了艱苦樸素的好傳統，為了節約，他出差兩天自帶四個小餅，平均每天兩個小餅。”

從統計數字看“實事求是”

蔡藝

“統計數字”是社會經濟現象的數量表現。它已脫下神秘莫測的外衣，進入百姓人家。當人們在街頭巷尾議論著有關國家的經濟增長、企業的發展現狀以及個人的收入狀況時，老百姓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關注形勢的發展。一更注重統計數字的真實性。真實的統計數字將利國利民，而虛假的統計數字則禍國殃民。記得1958年的大躍進，浮誇風蔓延全國，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號，於是各地湧現出“噸產田”等令專家們大跌眼鏡的現象，其帶來直接的後果就是三年的經濟困難。在那段時期統計數字成了某些單位領導者手中的把戲，如魔術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