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熟，對我也很信任。去後沒幾天，他就讓我

黃埔軍校第1期學生潘學吟的畢業證書

一個人負責為黃埔軍校第1期全部畢業證書蓋章。我記得很清楚，地點是在梅縣校本部，時間是1925年3月中下旬。我坐在蔣校長辦公桌一邊，仔細地在已經寫好了姓名的每張畢業證書上蓋章，共用了3方印章（從蔡升熙、賈伯濤在1925年3月領發的畢業證書上看，這3方印章是蔣中正、廖仲愷和陸軍軍官學校關防之印），連續蓋了3天才蓋完。為此，至今有兩個數字我還記得，第1期學生進校時是527人，畢業時是487人（不含第6隊的146人），加上第6隊的同學共有畢業生633人。”關於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人數，還有645人、635人、495人（不含第6隊）等說法。

時任武漢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的黃埔一期畢業生蘇文欽老人，是這期畢業生中年齡較小的一位。他說：“你（指筆者）在來信中給我提出的這個問題，我和同期同學王逸常在10多天前認真回憶過，並在一起討論了畢業證書的事。”蘇老戴上眼鏡，指著筆者帶去的潘學吟那種樣式的畢業證書彩照連聲說：“對，對，是還有這麼一張樣式的畢業證書。這張證書，是蔣先雲設計的。當時，蔣先雲在學校裡雖然與我們是同期同學，但他是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書記。在周恩來沒到學校之前，蔣先雲對學校的政治工作負有很大責任。制定表格證書，一般都由校政治部的幹事具體辦理，設計這張畢業證書時，記得可能是蔣校長不在學校。那時，周恩來主任剛上任才幾天，也不可能具體辦此事。”蘇老又指著賈伯濤那種樣式的畢業證書彩照說：“這一張是在蔣先雲設計的那張畢業證書之後，由周恩來在東征中又設計的。王逸常曾親自參加了這一種畢業證書樣式的設計。周恩來等人認為原來那種畢業證書的意義表達得不夠全面，就又印製了這種新的樣式。但在當時，原來的那種畢業證書已發下去1925年10月潘學吟的任命狀了，學校就讓收回換新的。由於黃埔一期畢業生在３個多月前已經畢業，有一部分同學已經離校，就沒有機會換髮，留校任職的第1期畢業同學大多數都換髮了。我的畢業證書就是賈伯濤同學的這一種，是在第一次東征攻克淡水後發的。那天，蔣校長還在大會上講了話，記得當時正值孫中山先生臥病北京協和醫院病情最嚴重的時候。可惜我的畢業證書在1949年12月入南嶽軍政大學時收交後弄丟了。我原屬程潛在廣州所辦講武堂的學生，是黃埔一期前幾個隊同學臨近畢業時才併入黃埔一期的。講武堂的學生被編為黃埔一期第6隊，比前幾個隊的同學在校又多學習了兩三個月，後於東征途中宣佈畢業。因此，潘學吟那種樣式的畢業證書，我沒有領過，但常見其他同學有這種畢業證書。”

蘇老談到這裡，很感慨地說：“若沒有當事人，這兩張不同樣式的畢業證書確實讓人難以理解。但那時我和王逸常同學畢業後都是留校任職的，我分配到第3期入伍生隊第8連當見習官，後調到政治部當幹事。王逸常畢業前就在中共黃埔特別支部當宣傳幹事，畢業後在周恩來領導下的政治部代理秘書，並負責過組織股工作。對這件畢業證書的事，我們是瞭解的，記憶是清楚的。可惜的是，王逸常同學前幾天剛去世，你們來晚了一步。現在剩下的黃埔一期同學也不多了。由於歷史的變故，黃埔校史可能還會留下一些疑難問題，希望你們這些研究黃埔校史的同志抓緊時間，提出問題，我們會盡力合作的。”

時任成都黃埔同學會理事、自貢市政協委員曹利生老人回憶道：“我於1925年春在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旋即赴日留學，進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進修，於1928年秋畢業回國。因此我沒有領到黃埔軍校第1期的畢業證書。我記得第1期有一批同學，在入校4個多月後即宣佈畢業，被派到北方胡景翼、靳雲鄂部任職。第1期學習訓練時間很短，到1924年11月就算到了期滿畢業時間。由於第1期同學分派到教導團工作有先有後，舉行畢業典禮時很多人都未能參加，所以很多人沒有領到畢業證書。那時，許多同學也沒有在意畢業證書的事。”

第十二章　考辨畢業證書（4）

筆者還專訪了時任南京黃埔同學會會長的廖運澤老人，南京同學會理事、常州政協委員蔣超雄等老人。由於年代久遠，他們已難分辨出當年自己領的是哪一種畢業證書了。有的黃埔一期老人只記得是有換髮證書一事，並且兩種證書都領過；有的老人則十分肯定地說，在畢業時，正逢東征激戰中，除發了一柄佩劍外，其他什麼也沒發過，“東征打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