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總商會的領導人），建議我向社團的會員們發表談話，澄清合併的問題。我同意了。1月13日，我在維多利亞紀念堂會見來自400個行會、會館和工會的100O多名代表。大會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主持，他叫高德根，51歲，是個成功的樹膠商人。就像其他商人一樣，他害怕共產黨人。他在馬來亞有經濟利益，他的樹膠就是來自馬來亞。他不支援共產黨人。往後幾個月我比較瞭解他，發現他通情達理，對新加坡華裔社群的前途非常關注，認為自己有責任保護他們，

我花了三個小時回答問題。聽眾多數是實事求是的商人，對我並未抱著敵對的情緒。共產黨人無法大批擁進會場，支配不了大會。我對許多問題的回答引來聽眾的笑聲。結束前我談了華人在東南亞的發展史，指出許多宗鄉團體在照顧華族移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反應很好，我在掌聲中坐下來。不出我所料，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關係到公民權。這是最自然不過的。正如中華總商會一位董事提醒聽眾，他們曾經極力爭取新加坡公民權、爭取實行多種語言制度和平等對待各教育源流，因此急於知道合併會怎樣影響這些問題。我告訴他們，如果我們像社陣所建議那樣，要求完全合併，33萬新加坡公民會喪失一切公民權利。後來，曾經在1955年大選中跟我對壘的藍天再度對我們所提的替代辦法質疑：在我們同東姑達成協議的條件下加人馬來西亞之後，60多萬新加坡公民為什麼不能享有同樣的權利？我解釋說，所有馬來西亞國民，無論是新加坡公民還是聯邦公民，權利都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選出自己在聯邦國會的代表，聯邦公民則在聯邦投選。（事實上，東姑的目的是不讓新加坡公民在馬來西亞其他地方投票。）但是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耿耿於懷的問題依然沒解決：如果沒有差別，為什麼東姑不同意用人們更熟悉的〃公民〃這個詞，而要用〃國民〃？

兩者不同的問題是我所需面對的。而幾天前馬來西亞團結諮詢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發表宣告說，婆羅洲地區的原住民將能享有聯邦馬來人的特殊地位，根據法律會自動成為馬來西亞的〃建立公民〃，這就強調了〃公民〃的地位比新加坡的〃國民〃地位來得高。這使我更難說服他們。

我們必須迅速行動。社陣宣佈贊成完全合併，是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一旦他們知道贏不了，很可能決定全面製造混亂，而不是接受馬來西亞並從政壇上消失。他們可能要戰鬥到底。這樣一來，警察和軍隊必須對他們採取行動。如果這一切是在合併實現之前發生，動用到英國軍隊，就會產生更多的憤恨，因此我建議東姑透過一些過渡時期的安排，對新加坡的治安負起責任，使馬來亞軍隊可以開到新加坡來應付麻煩。我們討論了不同的方案。1月31日，我就這個課題跟薛爾克談了很長的時間。他說，合併前東姑不可能負起內部安全的責任，必要時我必須準備動用英軍鎮壓鬧事者。

另一方面，社陣製造麻煩的潛力並未減弱，因此我急於採取對策。我的急躁和與眾不同的性格把東姑惹火了。我不夠敏感，沒有意識到東姑一旦決定讓新加坡加入聯邦，他對待我的態度就會發生微妙的變化。他是吉打皇室的王子，生來就有等級觀念。只要新加坡還是處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外，他就會把我看成友好鄰邦的領袖，地位比他低，但他願意以禮相待；現在我就要成為他的聯邦的一分子了，而他習慣有一群侍從唯唯諾諾地圍繞著他。

當我告訴東姑，我打算到德里、開羅、貝爾格萊德、倫敦、莫斯科和北京進行訪問時，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嚇壞了，認為我是在跟他的敵人來往，這樣做很危險。他覺得我讓人以為蘇聯和中國領袖是偉大的人物，而事實上他們是要破壞馬來亞穩定的壞人。我把理由告訴他：一旦訪問過這兩個國家，受到兩國領袖的接見，我將會更有資格告訴人民，我更加相信共產主義制度不適合新加坡和馬來亞。但是東姑的看法卻不是這樣。我將成為他的全盤計劃的一部分，他不要馬來西亞有任何人同共產黨人友善交往。我跟他爭論令他惱火。最後我得出結論，不值得在這個問題上跟他衝突。

他的怒氣盡顯無遺。3月25日，他在新加坡抨擊極端分子把新加坡島看成〃小中國〃，反對合並，為此脫離了人民行動黨。他說，如果他們想製造麻煩和流血事件，最好根本就不要合併，但是這樣一來，為了馬來亞自身的安全，他就會封閉長堤。他也說，另一方面，只要極端集團尊重法律，在聯邦的憲制範圍內行事，合併後他們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因為馬來亞境內的極端分子比新加坡還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