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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明大興國民教育和實行新的“科舉”以來，教育成本極低，讀書也不僅僅只有科舉一條路可走，於是家族對教育的壟斷被打破，而司政和司法除了俸祿豐厚、社會地位高以及可以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也沒有其他特權，而且大明一般都是易地主政，所以也無法為家族提供什麼利益了。於是做為家族凝聚的一個重要支柱沒有了。

在另一方面，隨著大明社會福利保障逐年發展以及低田賦等政策，百姓們的收入提高。一家一戶贍養老人不成問題，而且隨著江蘇、淅江對農村“養老保險”的嘗試，即百姓在繳納田賦時，多增加一部分不多的糧食做為“養老基金”官府將這些糧食透過向城鎮居民出售變成現錢，與勞工養老基金一樣進行“投資”獲利再用來修建養老院、發放養老補貼等手段反饋給“保險人”如烏莊這樣經濟發達的村莊，個人的養老已經不成問題。

至此，家族最大的幾個社會保障功能：養老敬老，扶助貧弱。子有所學。保障公益已經被官府取代。加上經濟方面的因素，所以大家族瓦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山東濟南的久山村。由於那裡地處戰亂之地，很多村民都是從他鄉遷移而來，家族本身勢力就不強，所以雖然那裡的官府等社會保障不及烏莊，但是家族勢力卻很微弱。幾近烏莊。

而湖北襄陽灌子灘村的家族勢力卻是最強的，那裡雖然地處南北要地，受了戰亂的波及，但是灌子灘村地處偏僻，受戰火蔓延極少。所以依然保持著原來的居住面貌。加上官府社會保障能力又不及東部地區；所以家族勢力強勁，依然把持著前面所述的幾個社會保障功能。

這也君身為族中宗老的鄉老和地主能夠擁有極高權勢的原因。

李道君接著又分析了三個村莊的經濟狀況，這是李道君認為的重點，因為經濟狀態對社會狀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制約著各自風俗的變化。

莊

烏莊的經濟最發達，由於東南工商發達，村民們農閒時可以去工廠等地打工，也可以應徵官府工程的民工，獲得不少的“工錢”也有部分村民留在村裡，透過其它途徑“致富”如種桑養蠶，種植棉花。由於大明工商業發展，對生絲、棉花等原材料需求極高。種桑棉獲利極高。而種植桑樹，三年成材，便可多年蔣採無憂，是投入小獲利大的營生，棉花相對水稻等農作物來說，對土地要求不高、獲利空間更大。更有少數村民參加掃盲班後便知道學習“農科”技術，比別人更善種桑棉，故而迅速成富。

李道君做出了一個統計，烏莊每年農閒時期，有近三分之一的青壯去蘇州、上海等地方打工，婦人也會去鄰近的保絲廠等處打工，短短數月的勞作，獲利超過一年耕種的農產品的價值，因此有大約十餘戶機遇好的。乾脆將家中的土地“轉包”給他人，全家遷居城鎮，專門在工廠等地謀業，數年下來便是康之家。

有近大約三分之二的農戶則在種完農田之後專心於桑棉，甚至有些人種植水果等作物。販賣城鎮謀利，少數人則“承包”他人土地，成為大種植戶。只有少數農戶因為勞動力不足，只能專營農田，日子過得很一般。

在久山村，則有三分之一的農戶種植棉麻以謀利，三分之二的農戶由於各種原因專心營生農田，不過他們在農閒時出外“打工”的人最多，超過一半，幾近三分之二。

灌子灘村則是另外一番景象，絕大部分人靠農田吃飯，只有少部分膽子大的人出外打，營生。大約只佔當地青壯的十分之一，而且倍受家族族老的微詞，冉此族老們認為這些人出外打工掙錢是“謀小利”減少了對族中公益的“貢獻”是對族中其他人的不公。

李道君還透過貨幣的使用來進一步分析三個村莊的經濟狀況。

烏莊是使用貨幣最高的，幾乎家家戶戶有餘錢，超過一半的農戶在城鎮銀行有存款。久山村使用貨幣的情況比烏莊差很多，他們“打工”所得的錢經常是一半用來購買物品；淵乒被儲蓄起來。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農戶在城鎮銀行有線；打款曰灌子灘村使用貨幣的情況就更差了，銀幣幾乎看不到，只有少量的銅幣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