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奈良在日記中記下了裕仁在這個緊要關頭的表現：

下午，依召拜謁陛下。陛下問，是否已告誡參謀總長（金谷）不要擴大行動。奉答：已經告誡，其實總長不待告誡，亦頗能領會內閣會議主旨與陛下聖意，已依次處理。但駐屯部隊勢成騎虎，多有越軌，誠不勝遺憾恐懼午後4時20分，金谷參謀總長拜謁，奏請准許追認朝鮮軍混成旅團。陛下指示，此度已無他法，以後務必充分注意。⑩

考慮到關東軍前鋒部隊在數量上大大處於劣勢，有必要對其進行增援，裕仁把現狀作為既成事實接受下來。裕仁並不真正反對他的陸軍擴張帝國版圖。即使對他的統帥權有所冒犯也無關緊要——只要行動是成功的。

事件兩週後，幾乎所有的人都開始支援軍部。10月1日，裕仁已經明白事件是按照預先編排的指令碼上演的。他知道了誰是策劃者、誰是指揮者以及誰是實行者。他完全清楚那些高階軍官命令部隊進入他們管轄許可權以外的地區，違犯了1908年陸軍自己制定的刑法。儘管如此，正如侍從武官長奈良的日記中清楚記錄的那樣，裕仁只打算對陸軍參謀總長和關東軍司令官處以最輕的懲戒。

第二部分：滿洲事變錦州事件

一個星期後，天皇再次預設了他的軍官們進一步擴大行動。他批准了對位於京奉鐵路（北京…瀋陽）沿線的錦州的空襲，因為這是“中國主權在滿洲最後的殘餘”。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第一次城市空襲。奈良在他10月9日的日記中描述道：

二宮治重（參謀本部）次長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張學良在錦州附近重新集結部隊，事件擴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話，餘可同意事件擴大次長說將向參謀總長彙報，建議總長近期參見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勵鼓舞，二宮馬上下令起草報告，論證轟炸錦州的必要性。參謀本部作戰課也明確注意到其後天皇說到轟炸屬“當時形勢下的當然之舉”。如果我們完全相信奈良10月9日日記所載屬實的話，那麼，裕仁是在一夜之間改變了主意。早些時候，他向奈良表示，不贊成本莊將軍對張學良政權的公開指責，10月8日，他對奈良說：“駐外軍部與外務官吏意見相左，陸軍想使滿蒙獨立，然後與其政權進行談判，外務省則不太希望獨立政權出現。我認為，在此問題上陸軍意見不妥，我想讓陸軍總部考慮這一點。”

國聯理事會接受中國政府要求，在日內瓦召集了一個特別委員會，會上意見很快趨於一致，強烈反對日本。10月27日，奈良的日記記錄了天皇的不安：

午餐後往訪內大臣，稍事會談。聞其言，此時聖上，要侍從武官長詢陸海軍大臣，是否有遭到經濟封鎖，或與列國為敵開戰的心理準備，是否做好基礎準備。另雜談若干而回。

到了11月初，外務省和宮廷態度發生轉變。6日，外務大臣幣原向天皇報告，外務省已經決定放棄只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的方針，轉向支援熙洽將軍及以南滿地主階層為基礎建立的傀儡政權。有關滿蒙問題，直接與傀儡政權的上層進行協商，不再與張學良或南京政府談判。幣原也向朝鮮新任總督宇垣將軍和牧野、西園寺尋求支援，並得到了他們的同意。

正當東京的陸軍參謀本部想遏制關東軍進犯北滿洲，以避免與蘇聯軍隊發生衝突之際，這個政策發生了轉變。11月5日，裕仁給予金谷參謀本長特別委任命令權，允許他在關東軍作戰和用兵等“細小事項”上做出決策。之後的3周裡，關東軍沿鐵路在北滿洲調兵遣將時，金谷五次行使了他的特別權力，控制了當地部隊的行動。

同時，在美國國務卿斯廷森的要求下，國聯理事會對中日兩國起用了凱洛格—白里安條約。針對日本代表的異議，會議透過了一個道義決定，敦促日本以11月16日為限從佔領區撤出部隊。對日本的侵略行為，國外批判高漲，而以報刊、廣播、娛樂業和帝國在鄉軍人會為先導的日本國內輿論則支援關東軍，譴責中國和西方。當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內田康哉返回東京，與關東軍相呼應，為在滿洲建立新的中國政權而奔走呼號時，受到群眾狂熱的歡迎。

面對關東軍對政黨內閣深刻的不信以及他們要將北滿洲和內蒙古置於控制之下的強硬態度，東京的軍部作出讓步，撤回了他們對南滿洲政權的支援。正當裕仁天皇在熊本縣檢閱軍事演習時，關東軍已開始進犯滿洲北部的中心部。進犯開始一週後，主力部隊乘火車南進，向遠離滿鐵沿線、駐紮了11�5萬中國軍隊的錦州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