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發動政變或者是進行暗殺，在對事態向好的方面發展上，都是半斤八兩，很難對其作用進行高下之分。

最後，P·J·霍尼預測，如果共產黨人控制了南越，那麼，在整個亞洲，就不會再有政治領袖對西方世界表示信任了。並且，他聲稱，這種信任的危機將絕不會僅僅侷限在亞洲的。

九月三十日，我與羅馬教皇的代表阿斯塔閣下進行了交談。一開始，他就告訴我。在南越表面的平靜之下，“控制正在加強”，統治集團已建立了一個警察的國家，到處存在著暴虐的惡行。知識分子和學生們都將政府視為仇敵，一些人轉向了越共，大多數則接受了中立的立場。P·J·霍尼曾經證實，河內已透過法國與吳庭儒進行了接觸。阿斯塔閣下進一步指出，一旦吳庭儒攫取了政權，他將首先會驅逐美國人，然後，再斷絕與共產黨人的聯絡。他最後以不客氣的指責結束了談話，我對他的觀點也有完全相同的看法：美國政府從未在對西貢的講話中，表現出前後一致的聲音，這不僅使美國的政策變得模糊不清，也使南越人民搞不清它的真實意圖。

第三次訪談是在九月二十七日進行的，約翰·理查森是這次交談的物件，自從一九六二年以來，他一直就任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的首腦。約翰·理查森告訴我，廣泛的不滿已潛藏了不短的時間，佛教僧侶的動亂正集中地表現了這一情緒。他對夜間拘捕學生和濃厚的多疑氣氛表示了特別的擔憂。他將吳庭豔描述成一位愛國者，並對其道德品質極為尊敬，但是，他認為，他的助手們——尤其是吳庭儒——損害了他的聲譽，並將他置於了死地。這是一個極大的悲劇。

約翰·理查森接著彙報說，吳庭豔最親近的助手們也擔心，危機將會導致高層將領們發動政變，儘管，約翰·理查森還未發現任何人具有足夠的精神權威能夠取代吳庭豔的位置。為了挽救南越，他談到了自己的結論，美國必須強迫吳庭豔停止鎮壓行為，並且驅逐吳庭儒。他認為這是唯一可行的途徑，並對我說，“部長先生，我要求你對吳庭豔採取極為嚴厲的態度。”

終於，九月二十九日，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來到了坐落在天裡（音譯）街的嘉龍（音譯）宮。這裡距美國大使館只有幾個街區。我們與吳庭豔將在此會見，時間為三到四小時，隨後將共進晚餐。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D·哈金斯陪同我們前往，吳庭儒則始終沒有露面。

吳庭豔咕咕嚕嚕地說著法語，語調似乎顯示出他的疲倦，並一根接一根地抽著香菸。在前兩個半小時裡，吳庭豔一直在誇耀他的英明政策和軍事上的進展，並不時地起身在地圖上指點著，我們無法插言，只能洗耳恭聽。他顯得神態自若、頗為自信，這使我感到內心很不是滋味。

這一獨角戲式的演說終於有了停頓，這給了我得以說話的機會。我告訴吳庭豔，美國真誠地希望能幫助南越戰勝越共。但也強調指出，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場越南人的戰爭，美國人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提供援助。我同意他對戰局的說法，並指出，軍事上的確取得了進展，同時，也謹慎而又帶有壓力地指出，動亂和由此引發的鎮壓，已危及到戰爭中的成果和美國的援助。因此，必須停止鎮壓並儘快解決動亂造成的有關問題。

吳庭豔斷然拒絕了我的主張。他說，新聞界對他的政府和家庭進行了惡意的誹謗，這造成了美國人對南越真實情況的錯誤理解。我承認，某些新聞報道確有失誤的可能，但是也指出，無論在南越還是在美國，吳庭豔政府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正在大大降低，這是不容迴避的事實。他再次反駁了我的觀點，並指責那些學生的“幼稚、缺乏教養和無責任感，”認為，他們才應對最近的拘捕風潮負完全的責任。他聲稱，他對佛教人士的動亂給予了極大的剋制和忍耐：過去，他對他們“過於寬容了”。這使人有點不寒而慄。

我將話題硬拉到了吳庭儒夫人身上，向他指出，他的政府在美國公眾的眼裡，並未樹立很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位夫人那些魯莽和不合時宜的言論有關。我從口袋中掏出了一塊剪下的報紙，上面引證了她的某些評論。她曾對美國的下級軍官們評頭論足，說他們的“舉止就像一個小兵痞”。我告訴吳庭豔，類似的說法不能不深深地引起美國公眾的反感。

從他的眼神和姿態來看，這時他開始明白我談話的要點了，但他還是起身為儒夫人進行了辯護。“這並不能令人滿意，”我說道，問題的確是非常嚴重的存在著，在戰爭能夠獲得勝利之前，它們必須得到處理。

馬克斯威爾·泰勒概括了我的要點，並強調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