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得到專家、內行的幫助。如果我們的身邊有更多的亞洲通，或許，我們就不會如此淺薄地分析中國和越南。在古巴導彈危機之時，我們曾得到了內行的指點；在我們處理有關蘇聯的事務時，我們也通常得到了這種幫助；然而，在我們面對東南亞的事務時，我們則無法藉助類似的力量。

幾天之後，NBC電視臺的記者彼得·哈克斯在我五角大樓的辦公室裡，對我進行了採訪，會面即將結束時，他問道：“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這個國家會考慮重新侵入北越？”我回答說，在從南越返回後，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向總統彙報的選擇之一，正可回答這一問題：南越之外的軍事行動的介入，尤其是反對北越的軍事行動。我結論性地指出：“無論最終我們被迫使用什麼樣的行動方針，或其它的方法，都只能將它視為一種補充，而不能用它替代南越自身的前進。”

我將這種說法作為一種訊號，提醒人們注意所有可能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事情。

大約正是這時候，一九六四年四月，阮慶將軍改變了他的想法，開始以一種進攻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