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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限性,但許多美國人和一些其他人士,包括英國的羅伯特·湯普森爵士,仍認為他是南越將軍中最有能力的人物。

當我和馬克斯威爾·泰勒啟程前往西貢之前,總統在白宮召見了我們。在他臨別前的指示中,他說:“鮑勃,我想要看到一千幅照片,上面是你和阮慶將軍在一起,面帶微笑並揮動著手臂,這可以向那裡的人們顯示,這個國家自始至終站在阮慶的背後。”

總統的希望變成了現實,對我來說,無窮無盡的侷促不安則始終伴隨著我。在三月中旬的幾天裡,只要美國人翻開報紙,開啟電視,即可目睹我的風采——與一位正在進行競選的政治家極為相象——我們周遊了整個南越,從湄公河三角洲到順化無處不留下了我們的身影,與那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阮慶將軍一起,我們肩並肩地站在成千上萬的越南人面前,試圖使他在其人民中樹立起權威。由於我們仍然沒有認識到,北越和越共的鬥爭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因此,我們也絕不可能意識到,鼓勵人們認識到阮慶和美國的一致性,對於廣大的越南人來說,極有可能僅僅強化了他們的某種觀念,即,阮慶的政府並不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援,而是從美國那裡得到了支援。

處於我前面所提到的束縛之中,我仍然企圖避免誤導公眾的看法,使他們正確地認識我們的進展。在前往西貢的途中,我們於夏威夷停下來加油,這時一位記者問我: “你昨天引證事實說,目前越南的局勢非常嚴峻,是這樣說的嗎?”我回答道:“是的,我認為是這樣。就像我在十月份和十二月份所報告的那樣,那裡的局勢非常嚴峻在三個月中,我們已看到了三屆政府越共也已利用了這種政局的變化,大大加強了他們的進攻、恐怖和騷擾的行動。形勢是非常嚴峻的。”

回到華盛頓四天以後,三月十六日,我對總統做了彙報,指出,自從政變以來,毫無疑問,南越的局勢正在嚴重的惡化。在過去的一個月中,政府的弱點已變得極為明顯。由北越支援的暴動和起義正與日俱增,然而,最為致命的因素則是,阮慶政府是否可以維持下去。我的視察使我產生了這樣的看法,即阮慶絕沒有寬廣或深刻的政治魅力。我意識到此點,並非透過交談,而僅僅透過大部分村民們無動於衷的面部表情,即可獲知。進而言之,他對軍隊的控制似乎也是難以確定的。

我們再次討論了行動方針的選擇。由於多米諾式的效應,撤離似乎是無法接受的,在早先的幾次場合中,這已有定論,此次也不例外,就像先前一樣,它仍不會得到眾多的支援。我也探討了中立化的方案,其結論是,戴高樂的主張將只會導致共產黨人在南越的得手,對於西方的安全來說,其嚴重的後果與美國撤離的後果並無二致。無人想到要問這樣的問題:如果戴高樂——就像我們從這種對西方的“衝擊”中所得到的那樣,他也會受到同樣的損失——能夠接受中立化,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接受它呢?

法國總統的公開言論並未涉及中立化的實質內容,因此,它只是一種缺乏嚴肅性的泛泛而言。在我會見了林登·B·約翰遜之後的幾個星期裡,法國外長莫里斯·顧夫· 德姆維爾對迪安·臘斯克承認道,巴黎缺乏一箇中立化的詳細方案,並指出,法國也不希望南越陷落於共產主義的陣營中。但是,就最低程度而言,我們完全可以向戴高樂施加壓力,要求他就所提出的目標,做盡可能的努力。然而,我們並未這樣做。

我也向總統彙報了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建議,告訴他,動用美國空軍襲擊北越的計劃已被詳細地討論了。就已得出的認識而言,此舉可能會導致中國人介入軍事的風險,與此同時,此舉也並非就能徹底擊垮北越的信念,嚴重地削弱他們的能力,使他們停止支援在南越地區進行的起義和暴動。然而,由於似乎沒有更佳的選擇,參加西貢會議的大多數人都對這種襲擊表示贊同。此舉猶如一種孤注一擲的力量,它將使我們的對越政策向前推進若干年。資料和分析均顯示,空襲將很難收到應有的效果,但是,由於決心要做某些事或者說任何事,來阻止共產黨人的行動,以致於那些令人洩氣的報告常常受到人們的冷遇。

儘管,這是西貢會議中大多數人的觀點,我仍然提出了反對發動空襲的建議。我指出,阮慶與我的看法一致,他聲稱,他在南越的基地還缺乏足夠的力量,難以承受北越可能進行的報復。儘管,我沒有提議介入更多的美國軍隊,但我還是同意,著手就美國空軍襲擊北方做出計劃。但是,對於引進美軍地面部隊一事,我們則未做任何的討論。

我將這些建議提交給總統,這也代表了與我同行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