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接受了停火建議，第七艦隊也停止了東移。雖然資訊的交換使形勢明朗，但這個插曲揭示了在冷戰中期，美蘇維持全球平衡時的關係是多麼微妙。這進一步解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持要在印度支那保持壓倒優勢的感受，同時也說明了一系列的突發事件使我們無法傾全力于越南。

現在對我來說已十分清楚，印度支那的政策和方案將我們引向了從未料到也並不希望的歧路。而為此付出的代價——無論是生命的喪失還是政治、社會和經濟所受到的破壞——都遠遠超出了任何人的預想。我們失敗了，為什麼會失敗？這失敗能否避免？從我們的經驗中可以吸取什麼樣的教訓以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轍？學者們無疑將希望研究並揭示這些問題。這個念頭在戰爭結束後的今天更強烈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決定讓我的國際安全事務助理約翰·T·麥克諾頓著手蒐集材料以備將來的學術研究。我告訴他要擴大搜集面和相關的檔案範圍，不要僅限於我們國防部，還要包括政府各部門、中央情報局以及白宮。由於我要求這項工作儘可能地做到客觀，因此我對約翰·T·麥克諾頓說我個人將不介入。我指示他說：“告訴你的研究人員，無論後果如何，都不要退縮。”或許是出於曾激勵我做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