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在一九六三年底吳庭豔被暗殺後的騷亂時期，或者在一九六四年初或一九六五年初南越政權的軍事和政治弱點日漸明顯時，正如下列表格中對應的資料所顯示的，我們至少有三個其它的機會可使撤退被證明是正當的。　如果正確地向美國人民和世界做出解釋，我不相信，美國在任何這些時機的撤軍，會導致西歐懷疑我們對北約的支援和對他們安全的保證。我也不相信，日本會認為我們的安全條約更少可信性。相反，從越南的撤軍可以保全我們的實力，使我們能夠在其它地區進行更具防禦能力的活動，從而提高我們的信用程度。

有人說冷戰後的世界與過去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越南的教訓將不再適用或與二十一世紀無關。我不同意這種說法。要想從越南的經驗中吸取教訓，首先必須承認我們的失敗。我們在越南的悲劇有十一條主要的原因：　一、正如我們一向所做的那樣，我們對敵人（在這裡指北越和在中國、蘇聯支援下的越共）的地緣政治意圖進行了錯誤的估計，我們誇大了他們的行動對美國構成的威脅。

二、我們用自己的經驗模式來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領袖。我們認為，他們渴望並決心為自由和民主而戰鬥。我們對這個國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

三、我們低估了民族主義的力量（這裡是指北越和越共），它們可以鼓動人民為它們的信仰和價值去戰鬥，並付出犧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我們仍然在重複著類似的錯誤。

四、我們對敵友分析上的失誤，反映出我們完全忽視了該地區的歷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領導人的個性特徵與習慣。在我們與蘇聯不斷髮生的對抗中，也經常出現這種失誤——如在柏林、古巴、中東等問題上——我們好像從未聽到過湯米·湯普森、奇普·波倫和喬治·F·凱南的告誡。這些高階外交人員曾花費了數十年的時間來研究蘇聯。它的人民和領導人，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他們對我們的行動會有何種反應。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建議在形成我們的判斷和決策時毫無作用。高階官員在做出關於越南事務的決策時，也缺乏精通東南亞問題的專家來提供諮詢。

五、正如我們一貫所表現的那樣，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現代化、高科技的軍事裝備、軍隊和理論，在與非正規的、被高度激發起來的人民運動的對抗中，其作用是極有限度的。同樣，我們也沒有能夠把我們的軍事策略，與贏得一個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靈與思想的任務結合起來。

六、在我們決定行動之前，對於美國是否應當大規模地捲入東南亞的軍事衝突，我們沒有能與國會和美國人民進行深入和坦誠的爭論。

七、當行動已付諸實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們背離既定的方向時，我們沒能一直徵得公眾的支援。其部分原因在於，我們沒有充分地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在讓公眾理解我們面對的複雜局面，以及他們如何會對必要的改變做出積極的反應上，我們的確缺乏應有的準備。而此時，我們的國家正面對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個遠在天邊的陌生國度。一個國家最強大的力量並不是其軍事的強大威力，而是其民眾的同心協力，而我們卻恰恰失去了此點。

八、我們沒有意識到，無論是我們的人民，還是我們的領袖，都不是萬能的。在不涉及我們自身存亡的事務中，要判斷什麼是另一個國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應由國際社會進行公開的辯論來決定。我們並不擁有天賦的權力，來用我們自己的理想或選擇去塑造任何其它國家。

九、我們沒能堅持這樣一個原則：美國的軍事行動——除了對我們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所做的反應外——應該在得到國際社會全力支援（而非只是做個姿態）的情況下，與多國部隊共同進行。

十、我們沒有認識到，國際事務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樣，可能會有一些問題一時無法解決。對於將解決問題作為其生活的信仰與實踐的人們來講，這的確是很難接受的現實。然而有時，我們也不得不生活在一個並不完美、並不整潔的世界裡。

十一、在所有這些錯誤中最基本的錯誤是，我們沒能組織一個高層的行政領導班子，去有效地處理那一系列異常複雜的政治和軍事問題。為此，我們承受了極大的風險，付出了生命損失在內的沉重的代價，長期處於動用軍隊的緊張壓力下。假如，這類軍事和政治問題是總統和其顧問們面臨的唯一問題，那麼，這種組織上的缺陷將會使我們付出高昂的代價。好在，情況並非如此。當時，我們還面對一系列其它的國內和國際問題。因此，我們沒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