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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東陵被盜後，清室遺臣多次到衛戍司令部要求嚴懲盜陵兇犯，但要犯譚溫江卻被保釋出獄，其他盜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紛紛電請政府，要求從速秉公處理，北平總商會請求組織特別法庭審判此案。不得已，閻錫山電令衛戍司令部從速組織軍事法庭，軍事法庭由商震上將任審判長。

迫於輿論，陸軍監獄馬上將保釋在外的譚溫江重新收押，聽候審判。與此同時，第六集團軍總指揮徐源泉也將譚溫江以前呈報所謂馬蘭峪剿匪所得的東陵珍寶加封儲存，移送衛戍司令部，並向外界表示對部下決不寬貸。東陵盜案於1928年12月中旬由軍事法庭開庭調查，此後即歸於沉寂。

直至次年4月20日方開庭預審，至6月8日終審。預審中，主犯譚溫江拒不承認盜掘一事，而主謀孫殿英更是逍遙法外，他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新編**第二旅旅長，並協同任應岐討伐張宗昌。6月15日，軍事法庭決定擬出審判書呈報中央，將譚溫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懸未決的東陵盜案結束。

軍事法庭上報幾個月過去了，因案情盤根錯節，難以判決。這時孫殿英已率領軍隊到隴海線上與閻錫山、馮玉祥取得聯絡，又在嵩山附近民軍中收撫了兩萬多人，深得閻、馮的器重。經孫殿英與閻錫山交涉，譚溫江亦被釋放。以後孫殿英不斷加官進祿，提任安徽省主席、暫編第五軍軍長。在抗*戰爭時期，他和龐炳勳投敵組織新五軍。*本投降後，他又成為”曲線救國”的”忠臣”，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戰醞釀期間，孫殿英依附於馮、閻。被委任為第四方面軍第五路總指揮兼安徽省主席。孫殿英叛蔣而改投馮、閻，令所部開赴豫東、皖北佈防，自率一部進駐亳州。

中原大戰開始後，蔣介石派出大軍**萬人向孫部防區進攻，4月，亳州城被圍，孫殿英一邊抵抗，一邊向馮、閻求援，馮玉祥派孫連仲率五個師馳援亳州，至7月，亳州被解圍，歷時九十餘日。亳州解圍後，孫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鎮。

不久，所部被蔣軍擊潰，逃往黃河。不久，張學良率部入關，馮、閻失敗，孫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駐防晉城一帶，張學良將孫部改編為第四十師，孫殿英任師長。

1934年春，孫殿英率部向西北推進。當時，青海軍閥馬步青、馬步芳，寧夏軍閥馬鴻賓、馬鴻逵都不願孫殿英染指西北，他們聯合起來，發起了“四馬拒孫”之戰。四馬聯軍約4萬餘人，孫殿英兵力約7萬人。孫殿英久攻寧夏城而不克，旅長楊幹臣、於世銘等陣前倒戈，正在進退兩難之際，閻錫山又出兵斷其歸路，蔣介石又趁機明令撤銷其本兼各職，孫殿英被迫東撤，於4月初返抵包頭，後前往太原晉祠暫時隱居，殘部被閻錫山收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孫殿英升任第四十一軍軍長。1932年2月，*軍三萬餘人向熱河進攻，孫殿英奉張學良之命率第四十一軍由山西馳援熱河，向赤峰前進。當時，駐守熱河的東北軍湯玉麟部和萬福麟部與敵一觸即潰，*軍如入無人之境。孫殿英部進抵赤峰，即展開阻擊戰，相持達七晝夜，後退往猴頭溝門，繼續與敵作戰十餘日，最終戰敗而後撤察哈爾。

他的部隊雖在抗戰中受到很大損失，但他吞併了湯玉麟的兩個騎兵旅、一個步兵團以及其他義勇軍，依然儲存著一定的實力。為了擴大影響，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請出進步人士李錫九為高等顧問，韓麟符為政訓處處長，**黨員宣俠父為秘書長，還吸收了不少**黨、團員和*派青年到部隊。

1933年5月，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戰同盟軍。孫殿英防地與同盟軍的防地接壤，馮玉祥派人與孫殿英接洽，爭取他加入抗戰同盟軍。蔣介石也派人以察哈爾省主席為餌唆使他攻打同盟軍。孫殿英左右為難，對雙方也不表態。蔣介石為了杜絕他和馮玉祥的聯合，任命他為青海屯墾督辦，令其部離開察哈爾，前往邊遠的青海，準備在中途將其全部解決。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區的宋哲元，邀請孫殿英到北平，任命他為察北保安司令，但不過是空銜而已。1937年七·七事變後，宋哲元又加委他為冀北民軍司令。孫殿英設司令部於房山縣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潰退下來計程車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個“光桿司令”發展到三四千人馬。

其後，孫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區，隊伍又發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