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經過二十多年後，國際政治形勢發生了極其重大的變化。尤其是在指導各國革命幾經挫折後，共產國際的領導體制的缺陷已經充分暴露，這不可能不引起作為共產國際實際領導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正因如此，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突出地強調了兩點，一是，針對法西斯勢力十分猖獗的形勢，制定了建立反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和反帝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二是，提出要改變共產國際的領導方式，要求共產國際執委會“在把活動重點轉移到制定世界工人運動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線的同時，要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從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出發，而且一般說來，要避免直接干涉各黨的內部組織的事務。共產國際的任務和職責的變化，說明共產國際的職能已經與共產國際成立之初大不相同。共產國際七大的這兩大決策，是與斯大林的認識密切聯絡著的。

同時，這種領導方式的改變，是否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在潛意識中對共產國際歷史價值認識的一個變化呢？共產國際這種領導方式的變化，其結果必然是削弱共產國際執委會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實際是削弱斯大林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換個角度也就是說，在斯大林的戰略考慮中，共產國際所具有的戰略地位和戰略作用是逐漸下降的，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蘇聯應對國際形勢中的重要性逐漸下降了。

第二，在時機選擇上，1940年冬至1941年春，蘇德關係明顯惡化，斯大林不能不做應對戰爭的準備。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為避免形成德國和其盟國日本東西夾擊的局面，蘇聯與日本在4月13日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提議解散共產國際，也是為此目的的一個措施。聯絡此後季米特洛夫與蘇共中央領導人日丹諾夫、扎哈羅維奇等討論關於終止共產國際執委會活動時的談話，斯大林分化德國與日本的關係的目的是比較明確的：透過解散共產國際，“所有反共產國際的公約將一下子失去基礎”，從而可減少日本與德國形成東西兩面夾擊蘇聯的可能性。當然，此舉也有影響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黨和蘇聯的看法的用意，透過這一步驟，“資產階級將失去他們所說的共產黨人服從於某一外國中心，也就是說他們是懪淹綊這樣一張最重要的王牌。”

到了1943年，蘇聯在外交關係方面仍需要大的突破。一是，雖然蘇聯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重大勝利，但戰爭的形勢仍很嚴峻，需要盟國的大力援助；二是，擬議中的第二條戰線遲遲不得開闢，蘇聯獨立承擔著抗擊德國法西斯的重擔。從減輕蘇聯的戰爭壓力，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擊潰希特勒”的期望出發，亟需推動美英開闢第二條戰線。因此需要與英美等國修好。而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領導共產國際在世界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是恐懼和擔心的。斯大林出此舉措，應是消除英美疑慮，改善與英美關係的一大努力。這也是他急於公佈共產國際解散檔案，共產國際在一個月間匆忙解散的主要原因。

背景材料二：國際情報組織與中共情報組織的合作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一部分，因此，中國的情報工作也就同國際情報界有了聯絡。

中共是共產國際情報局的一員，中共與共產國際本來也有情報交換關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國際已經不滿足於由中共提交中國戰場情報，而是要在中國各地建立直屬自己的情報網。

共產國際向中共提出，培訓一些中國籍的情報人員，在遠東戰場收集日本情報。正好，西路軍到達新疆的殘部，正在進行現代軍事技術的培訓，中共就答應從中挑選人才。陳雲和鄧發從這四百多人中挑選12人，送到蘇聯培訓。後來，這些人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各地的淪陷區，秘密從事情報工作，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作出諸多貢獻。儘管這些中共黨員奉命服從共產國際領導，不與中共組織發生橫向關係，但是，出於中國人的愛國之心，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是主動與中共情報部門聯絡，為祖國提供抗日情報。

蘭州還有一個“聯共情報組”。

為了爭取蘇聯援華抗日，國民黨政府允許蘇聯在中國一些城市建立外交、軍事代表處。蘇聯駐蘭州軍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孫平）是蘇軍情報人員，要求中共協助成立“聯共情報組”。雙方商定，由蘇方提供經費、電臺，中方選擇人員，組長由俞鳴九（肖項平）擔任。俞鳴九在蘭州市區的益民路（現慶陽路）開設一家“皋記商行”，自任經理，由地下黨員秦玉麟任副經理，情報組成員有羅靜宜（女）、杜漢三、盧席珍、李勇文、王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