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時他都可以引用。他對從我們第一次見面以來柬埔寨的事態發展瞭如指掌，到了使我吃驚的態度。

“我感到十分驚奇地聽到他說起，‘你因為在金邊開設了一家國營賭場而受到了譴責’。他接著說：‘據我看來，開個賭場總比接受美國的援助強。我知道你開賭場並不是為了你個人發財。你的財政預算有困難，所以你開了一家國營賭場，用它的利潤來增加國家的收入。反正你們國家的人都喜歡賭博。那麼，難道讓它的利潤去中飽賭場老闆們的私囊卻不讓國家受益？從你在財政方面遇到了暫時困難的時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須在接受美國援助和尋找其他財源二者之間選擇一樣。’這就是5月1日晚上我們所談論的內容，而這時大家都在等候毛澤東主席走上天安門廣場的城樓，以便開始放焰火。”

西哈努克對毛澤東對賭場這件事瞭解得這樣清楚，並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核心，感到驚訝。這原本是個爭論很大的問題。“那些大喊國家支援賭博‘不道德’而且喊得最兇的人，恰恰都是些腐化透頂的傢伙。”西哈努克說，“這家賭場是1969年開設的。就像許多國家經營國家彩票的目的一樣，都是作為增加收入的手段。我國的政黨們把它作為一大‘醜聞’來大做文章，並把它作為廢黜我的理由之一提了出來。其實，他們自己才是一夥為了自己發財致富的貪汙能手呢！”

當時，有個工作人員走進屋來做了個手勢，意思是說登上城樓的時間到了。毛澤東說：“等一等，我同西哈努克親王談得正起勁呢。”

“他繼續問我有關柬埔寨的問題，問起朗諾和施裡瑪達的人品如何等等。”西哈努克說，“雖然施裡瑪達當過駐北京大使，而且毛主席在7個月之前也會見過朗諾，但是，毛主席對這兩個3月18日政變的主要策劃者並沒有很深刻的印象。”

西哈努克說：“毛澤東就柬埔寨形勢的詳細情況詢問了我將近兩個小時之久。而在24小時之前，美國和西貢軍隊正在大舉入侵柬埔寨，在不到3個星期之後，毛澤東主席於5月20日發表了一個少有的、歷史性的公開宣告。”

毛澤東在宣告中指出：“我熱烈支援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鬥爭精神，熱烈支援印度支那人民最高階會議的聯合宣告，熱烈支援柬埔寨民族統一戰線領導下的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成立。”

西哈努克說：“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明白為什麼他要詢問我這麼久啊！按原定時間，毛主席一登上天安門城樓就開始放“五·一”節的焰火，但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們和公眾卻破例地等候了整整1個小時。這正是因為毛主席要從一個小國的國家元首那裡儘可能多地瞭解全面情況，而這個小國恰好在幾小時之前成了一場最殘暴的侵略的受害者。試問還有比這種入侵方式與我在北京所受到的禮遇更能說明這兩個世界的區別嗎？”

“美國和西貢的高階將領隨心所欲地在柬埔寨進進出出。要是阮文紹‘總統’想飛往柬埔寨，他連做夢也想不到要徵求朗諾的同意。阮文紹甚至可以跑到柬埔寨的領土上來召見他的下級傀儡朗諾並對之發號施令。”西哈努克說，“在北京，沒有任何中國官員（或任何其他人）會不透過禮賓程式就進入我的抵抗政府所在地，而禮賓程式是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所必須遵循的。在北京，柬埔寨的主權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在文字上，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事實上，都受到最嚴格的尊重。我的住所像柬埔寨領土一樣受到認真的尊重。”

西哈努克說：“儘管我顯然要長時期留在北京，但是包括禮賓方面的尊重在內的一切待遇都沒有絲毫的改變，而這種禮賓方面的尊重是我作為國家元首——1956年與1958年則作為首相——進行訪問時所一貫享受的。關於我在北京的長期逗留，我收到了不知道多少幾乎千篇一律的問題：為什麼我不離開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領導戰場上的抵抗部隊。我的一些疑心比較重的大臣們，在研究了那些沒啥名氣的新聞記者們所提出的這類千篇一律的問題後，認為這是中央情報局繼續陰謀削弱我的影響的新動向。也許他們希望，我那容易感情衝動的性格會驅使我往南到解放區去，以證明我自己是勇敢的。當法國記者提出這類問題時，我有時總想這樣回答他們：

“當納粹入侵法國時，戴高樂將軍也沒有在他自己國內領導抵抗運動嘛！他是在倫敦進行領導的，因為英國是個盟國，而且提供了一個很安全的後方根據地。事實上，戴高樂是一直到法國解放之後才回到法國去的。難道有人懷疑過戴高樂的勇氣和愛國主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