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蔡元培乘快車離開南京。當列車抵達上海時，滿天的彩霞正噴湧著撲面而來。

新的生活開始

第11章　最後的歲月（1929——1940）

1

我們的民族，是個容易滿足和遺忘的民族。當我們在世紀之交緬懷百年滄桑時，真不該忘記上海這座城市的精神奉獻。

七十年前的上海呵，真像個博大而充滿活力的大海。這裡既是遠東聞名的國際商埠，又是殖民地外來文化的聚散之地。在這紙醉金迷的十里洋場，處處可見冒險家和投機商一夜發跡的狂歡，也同樣可見失意政客和流浪文人逃避苦難的逍遙。隨著紫禁城皇權的旁落，一大批叱吒“五四”的風雲人物，紛紛相約南下。當他們帶著北方人固有的目光，在繁華的租界四處觀光時，你會驚奇地發現，這裡流行著完全陌生的通商口岸式的消遣方式和價值觀。每當週末降臨時，可見富有的英國人攜帶妻子，乘坐自備的敞篷馬車，在林蔭道上來回兜風。在路的兩邊，全是商號首腦們的豪華別墅，帶著尖頂的異國情調和寬闊的花園，以及網球場，是舉行漫長的英式午茶的好地方。而跑馬場總是配有令人刺激的看臺和俱樂部，佔據了靜安寺路東頭護城河沿岸的一大片土地。這裡雖然離南京不遠，卻相對缺少政治中心的威嚴和恐怖。名目眾多的中外新聞出版和文化機構，給隱居亭子間的自由文人們，提供了謀生和浪漫的庇護之地。

可是當我們遙望七十年前迷茫的星空，在這中國最大的金融都市裡，雖然已經居住著許多留洋歸來的名流學者，但是屬於我們民族自己的科學研究事業，卻仍像個蒼白無力的貧血症患者那樣一籌莫展。一個瘦弱蒼老的身影，就是這樣來到了上海亞爾培路205號。以他學術大師的情懷，開闢草萊的勇氣，為本世紀的中國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科學研究機構。並以罕見的執拗和毅力，在這個最高學術機構裡，慘淡經營了十三年，直至他生命的老成凋謝。

這是1930年元月的某個下午，蔡元培正在中央研究院的駐滬辦事處召開院務會議。窗外冰雪交加，凜冽的寒風就像這越來越糟的時局讓人難以忍受。而亞爾培路上那隻溫暖的火爐，以及爐火旁那位老人聖者般熠熠放彩的笑容，卻像巨大的精神磁場，吸引著當時學界各門類的頂尖人物，不辭勞苦地聚集於他的麾下。

中央研究院終於從無到有，發展到今天的九個研究所和一所自然博物院，擁有了一百多位享譽國內外的研究學者。如李四光、竺可楨、丁燮林、梁思成、嚴濟慈、茅以升、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翁文灝等，還請來了一些國外的著名學者。物理所的海森伯教授就是德國國際波動力學的創始人之一。而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但採爾博士，系德國民族學教授，蔡留德時的同窗好友。

這樣的院務會議每月都要召開一次，今天，各位所長正神色嚴峻地聽楊杏佛報告一個沉重的話題。由於戴季陶等人的提議，國民政府指令蔡元培，將已準備在曹家渡興建的物理、化學和工程三個研究所遷往南京。這真是個棘手的難題，一幫大學者議論了半天，還是把目光投向了蔡院長。

蔡元培卻很冷靜，他知道這一切都是衝著他避居滬上，遠離南京的消極抵抗而來。記得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他曾為院址煞費苦心。後來想在清涼山劃地千畝撥款建造，又因南京市政府要建自來水廠耽擱中央政府對院址沒有撥過一分錢，就連這次的建築費，還是他從一個基金會里弄來的，他們憑什麼橫加干預

一想到這裡，他的老臉就激奮起來。記得去年秋天蔣介石還親自來寓所看望他，勸他收回辭呈，回南京侍候左右，又被婉言謝絕他終於生氣地說：

“前幾天適之來看我，說政府中很有人和中央研究院過不去。他們無非是想借此報復我的不合作態度，逼我回天子腳下去罷了”

他威嚴地瞥了一眼楊杏佛，冷冷地說：“我是絕對不會向強權低頭的，你給南京回封公函，先說明我們無地無款也無法集中建院於南京的情況。再反問他們一句，為何中央大學總部在南京，但下屬醫學院和商學院可以在上海？為何財政部在南京，但所轄中央銀行可以在上海？你理直氣壯地告訴他們，在南京沒有建好本院新址前，上海原定的建設計劃照舊進行。”

然而沒幾天，一份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的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又送到蔡元培的案頭。這份決議措詞嚴厲，毫無通融的餘地，看來姓蔣的也確實生了氣。楊杏佛一看臉就白了，連嘴角也哆嗦起來。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各研究所，應移至南京。所有在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