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宣傳部長時，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決定。現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來

與陳紹禹合作的局面；重要的事大多取決於周恩來。我這次會見向忠發時，覺得他仍是遇事

說不出一個要領，除表示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以外，便沒有甚麼確切的主張。

中共第六次大會所選舉出來的政治局，到那時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

員資格，由四中全會取消了；但我仍儘先去拜訪他，請教他對黨事的意見，他不願多談，只

表示將從事寫作，意態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則在莫斯科，他們的政治局委員資格也先後失掉

了。項英那時已到江西蘇區。剩下的只有向忠發周恩來和我三人。四中全會將非中央委員的

陳紹禹補選為政治局委員，這是最為人反對的事；他又隨米夫到莫斯科去了。四中全會也將

中央各機構改組：組織部長由老幹部趙雲擔任，宣傳部由留俄學生張聞天沈澤民負責，工運

由揚尚昆（留俄學生）代替項英，少共中央書記則由秦邦憲（留俄學生）接替任弼時（他已

去蘇區）。

在這種局面之下，我遇事只有和周恩來商談，而我和周恩來的一切商定，也具有決定性

的作用。我曾向周恩來說明我要號召黨內團結的意向。我不贊成將抱有不同意見或犯過錯誤

的同志鬥爭掉，主張愛惜他們，說服他們，信任他們。只有少數執迷不悟的，堅持反對四中

全會、破壞團結的同志，才應受到制裁，但也不能採用超紀律的手段。中央自身也應有所調

整，不要使同志們覺得有某些人在把持。周恩來贊成我的意見，並應允分別採取具體措施來

實現。

我第一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約在我到上海後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們三個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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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委員以外，還有秦邦憲趙雲張聞天楊尚昆等。（這種並非由政治局委員以平等權利參加的會議，

是四中全會後的創例）。周恩來首先以便於秘密開會為理由，提議由向忠發張國殼周恩來等三

人組成常委會，為最高決策機關；其餘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據常會決定，進行工作，但必要

時得列席常會，討論有關其主管的事務。這個提議很順利的透過了，其作用是為了使那些新

進的領導人物退讓一步，以緩和黨內反米夫派的氣氛。

我和周恩來分別向一般同志進行說服工作。我與不少同志個別談話。間或參加支部小組

會議。我向他們說明我的團結方針和努力的經過，對於他們有過的反對意見不予責備，但強

調現在同志們除團結奮鬥外，別無出路。我這樣做，收到很好的效果。同志間彼此不滿的情

緒減低了，相互間的信任逐漸恢復。例如當時反對四中全會決議的陳鬱，態度有所改變，就

是明顯的例子。但羅章龍則極力避免和我見面，我想說服他的企圖終於失敗了。結果他仍是

被開除黨籍，使我不無揮淚斬馬謖之嘆。

周恩來進行團結工作，所遭遇的困難遠過於我。譬如黃警魂的事，就是一個例子。黃系

黃埔第一期學生，是周恩來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領導的軍事部擔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黨內

鬥爭的打擊，企圖回到他的蔣校長那裡去工作。周恩來進行說服無效之後，竟把他當作叛徒

處決了。事後，周恩來向我嘆惜的述及黃警魂這個叛徒，因反立三路線受到打擊，竟由悲觀

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這是很痛心的事。當時的激烈殘酷鬥爭，於此可見一班。

黃警魂的事，使我大吃一驚。周恩來見我難過，又向我補充說，黃警魂有一親筆信，向

蔣校長表示要棄暗投明，立功贖罪，並曾當面承認信是他寫的，經過再三勸說，仍倔強的堅

持原意。至此周恩來認為證據確鑿，時機緊迫，乃斷然處置，“先斬後奏”。但周恩來從未向

我敘述怎樣搜到黃警魂的信件和用甚麼方法處決他，這大概是周恩來所主持的特務工作的秘

密吧。我曾板起面孔向周恩來說：中共紀律的最高制裁是開除黨籍，決不可像握有政權的蘇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