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所能了。作為一個領導者，

我不得不考慮究竟能否、和如何獲致決定性的勝利。這就更使我聯想到蘇維埃運動的前途問

題。

這個蘇區被隔離在偏僻的鄉村裡，使我們失去政治的感應能力。這種苦惱似是當時整個

中共和各個蘇區所共有的。我們對於這個區域以外的動態，漠然無所知，往往要在事件發生

後一兩個月，才從所搜獲的報刊中，獲知一鱗半爪；我們又缺乏通訊裝置，將我們的心聲，

傳達到外面去。我們與中共中央和各個蘇區也互相隔離，彼此無法交換意見，就是互通情報

的事，也非常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佔中國東北，遲了兩個月之後，我們才能根據一些材料

檢討這一暴行。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會議上，我指出現在反日情緒在全國已激成極大的

浪潮，我們應當重視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紳的，也是搗毀南京政權基礎的步驟，可

是與反帝運動不易發生密切的聯絡。各地愛國人民會覺得：既要舉國一致對日，中共就不能

在鄉村中專搞土地革命。蘇維埃政府對於反日的知識分子缺乏吸引力，更不易將反日軍人團

結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

我雖然提出了反帝與土地革命相互關係這個嚴重問題，但也沒有說出具體的結論。同志

們大體也受到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約束，不能有甚麼新的闡明。我們仍認為南京政府是賣國

媚外的，只有蘇維埃政權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運動。必須以打倒蔣介石和推翻南京

政府為先決條件。這樣，我們就無異置身於反日運動之外。主要是放棄了爭取愛國人民的同

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發了淞滬戰爭，駐在上海的十九路軍積極對日作戰，舉國反

日情緒達到沸點。以攮外必先安內為國策的國民黨政權，居然也參與對外的作戰，這是出人

意外的。我軍那時正圍攻蘇家埔，我們大致仍認為國民黨一部分軍人和全國人民是抗日的，

南京政府則是阻撓抗日的。我們也提出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國民黨軍人應來參加紅軍一

致抗日”的主張，但這種口號僅屬宣傳性質，我們並不能在政策上有所變更。這使我對中共

的蘇維埃政策有了更大的不滿。

當年四月間，淞滬抗日戰爭早已結束，我軍在潢川地區也擊潰了湯恩伯部，正準備應付

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蔣氏那時以紅軍搗亂後方為理由，更加強攘外必先安內的論調。他在

廬山積極訓練剿“匪”軍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對共政策，並在武漢調兵遣將，

準備廝殺。我們針對蔣的政策，也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蔣”的口號。不過我們也覺得蔣之將

“抗日”與“剿共”聯在一塊，是很厲害的一著。在中央分局研討衝破第四次圍剿的時候，

我曾暗示我的同志們，我們可能暫時要受打擊，主要因為我們在反日運動上，沒有佔到適當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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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我們的最高軍事策略，向來不在中央分局公開討論。為了機密的理由，只有少數巨頭—

—我和蔡申熙沈澤民徐向前陳昌浩——密商決定。蔡申熙被委為這方面的草擬人；他所擬議

的常常與我的看法不謀而合。蔡擬具了在順利發展的條件下，一些積極性的軍事方案，但他

的根本看法是不樂觀的。他認為鄂豫皖蘇區過於狹小，在敵軍優勢兵力壓迫之下，沒有迴旋

的餘地，不易實施化整為零的游擊戰術。他主張必要時紅四軍應向京漢鐵路以西行動，這雖

是退卻行動，但為必要步驟。就在蔣的四次圍剿前夕，蔡申熙更認為非這樣做不可。

我們對付四次圍剿的軍事策略：積極方面，是以這個蘇區為根據地，分別消滅進攻的敵

人；消極方面，是失利時退到京漢鐵路以西，佔領襄樊鄂陽一帶鄂北地區，與大江以南湘鄂

邊區的賀龍部互相呼應。我們由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時，不能向南北東三方面發展，因

為南有長江，北有黃河，東面是津浦線，這三方的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