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很快的成立了。辦事處氣象的堂皇遠非中共的機構可比。經常在那裡

辦公的是丁維汾先生、老國民黨員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黨籍的李大釗、於樹德兩位中央

委員。於方舟、韓麟符和我三個候補中央委員都經常去參加會議，有時也去辦公。跨黨的中

共黨員有李大釗先生負有指導的責任，於樹德、於方舟負責發展國民黨在天津一帶的組織和

工作，韓麟符擔任三個特別區和內，蒙的工作，此外就沒有其他共產黨員在這機關裡擔任經

常工作。

當丁維汾先生提出各種職務的人選時，李大釗先生總是請丁先生徑行物色，再提交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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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透過，我是和丁維汾先生在一房間辦公的。兩人坐對面。當我偶爾去到那裡的時候，丁先生

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討，我總是很客氣的請他作主。由於我們這種表現，北京的中共組織

顯然沒有與國民黨組織爭權的嫌疑。

但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各地的國共組織都開始發生磨擦，尤以上海、廣州兩

地為最，只有北京是個例外。我們甚至對於這些磨擦的訊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國民黨組織

能夠平靜而順利的發展，也許李大釗先生和我所持的態度發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國民黨執行部的構成分子，大多是五四運動以後的青年，他們沒有染上國民

黨的舊習氣，並積極支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新政綱和孫先生對於三民主義最近的

解釋。因此，北京國民黨員之間意見上並無顯著的分歧。

廣州是國民黨活動的老根據地，情形大不相同。那裡的老國民黨員多以革命的老資格自

傲，與新進的中共黨員有點格格不入。有些人還覺得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會遭受國內外實

力者的反對，在政治上國民黨將陷於孤立。尤其是共產黨員加入後，又有新舊黨員權利地位

之爭。這一切都使反對跨黨分子的暗流增長起來。

當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先生委任鄧澤如、譚平山等九人為中國國民黨臨時中

央執行委員，實施其改組國民黨的政策時，鄧澤如等十一個重要國民黨員即於這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密函孫先生①，反對陳獨秀、譚平山在國民黨內的活動，斥為中共利用和篡竊國民黨

的陰謀。這件事是我當時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面似亦未有所聞；後來才知道這個檔案當

時雖曾被孫先生批駁；但他們並未放棄反對意見。

李大釗先生從廣州回到北京後，說起在我離開廣州不久，即有人於代表大會上提議在國

民黨黨章中規定，不許黨內有黨，黨員不許跨黨。他曾當場發表了一個宣告②，指出中共黨

員是以個人資格加入的，可以說是跨黨；但不能說是黨內有黨。中共黨員之加入國民黨者，

當執行國民黨的政綱，遵守國民黨的章程和紀律，所以不必發生猜疑或者加以防制。李先生

覺得他的宣告曾發生良好的影響，似也低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由於這次大會的結果，一部分老國民黨因而失勢；而反對黨內有黨、反對中共黨員跨黨

的聲浪也就隨著高唱入雲了。馮自由等樹起反共旗幟，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國民黨員們這

種反對和懷疑中共的情緒由廣東播到上海等地，到處潛滋暗長。國共雙方的要人則忙於解釋

彌縫。一在上海的陳獨秀先生對於這問題的接觸，似是最多的，更從事實上體會到難於消解。

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我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我到上海去，參加在五月中旬舉行的一

次中央擴大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這個通知並特別註明我是非去不可的。

當我到達上海會晤陳獨秀先生時，我發覺他對國共合作的態度有了顯著的改變。他對國

共合作的前途似已不抱樂觀。在談到中共內部情況時，他特別提出一個“共產黨員不要包辦

國民黨工作”的口號。這口號的用意，不僅在減少國民黨員的疑慮，並帶有修正中共第三次

代表大會“在國民黨中積極工作”這決定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