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員軍

事同志去掌握這些農民武裝和形成有效的指揮系統。所以後來在中共內部檢討工作時，湖南

農協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評：“鬥爭確是激進的，武裝準備卻是落後的。”

這個擁有全省人口半數以上的農協所掀起的驚天動地的農民運動，竟受到了駐守長沙的

許克祥團長所轄約一千槍桿發動的馬日事變的打擊，就開始土崩瓦解了。這股農運激流在湖

南象山洪暴發似的奔騰而來，轉瞬之間又頓告消沉，其間的因果關係，實非偶然。中共從這

個慘痛經驗中，學習了“唯有武力才能對付武力”的教訓。所以中共此後銳意建立紅軍，堅

持游擊戰爭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農運基礎，也就轉化為後來游擊戰爭的基礎了。

①見陳獨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載《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頁至四五八頁。

②農民運動決議等全文見《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二冊，中國共產黨類第九十六頁至一一五頁。

③詳細數字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編輯出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二

五八頁至二六二頁。

④見前書第十八頁。

⑤見毛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十八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⑥這是中國共產黨湖南區第六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六年）宣言宣告決定的（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

期的農民運動》，第三二三頁）。

⑦湖南周圍各省的農運不若湖南的發達，可從鄰近幾省參加農協的農民數量看出一個輪廓。依據農政部

一九二七年六月調查編制的全國農民協會會員統計，全國會員的總數是九，一五三，〇九三人，而湖南一省

有四，五一七，一四〇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〇二，六〇〇人，已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廣東只有

七十萬人，江西只有三十八萬二千六百十七人，廣西只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見一斑了。

⑧全國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舉行的。

⑨關於開除劉嶽峙國民黨籍一案的經過，李銳作《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見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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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引同書第二八六頁—二八七頁）一文所記，雖因立場關係，有些歪曲事實，但可供參考。

第五章　中共內部的混亂

武漢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參加者，意見紛歧，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我一直主張中共

中央迅速遷來武漢，集中到一個主要地點來，也許較易於求得內部意見的一致，藉此可以強

化中共的領導。不料後來事實證明絕非如此，從莫斯科以及從上海來的那些共產要人們，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這就走到“梢公多了會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一些關於鮑羅

庭與威金斯基之間的爭執，以及鮑羅庭與加侖意見的不同等等情形，但還不只如此，要人們

集中到武漢後，意見之紛紜更是愈來愈尖銳了。

從實際政治角度去看這些紛歧，大別之可分為兩類，即對共產國際所定的中共留在國民

黨內這一正統政策，分為擁護與懷疑兩種態度。但擁護論者的主張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張

既要維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局面和反蔣陣線，就不能談加深革命，應即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

有的則認為只有加深革命，進而解決土地問題，才能鞏固國共合作，實行反蔣。至於懷疑論

者，其中有的主張不要幻想甚麼國共合作，中共應建立蘇維埃政權；有的則主張中共不必留

在國民黨內，但仍以貫徹國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為主旨，為將來建設蘇維埃鋪平道

路。

當時少共國際駐中國的代表達林就是支援托洛茨基主張的一個；他在中國指導共產主義

青年團的工作是從一九二二年開始的，他是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還有些隔閡。

他執行的雖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觀念上則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張。他於一九二七年三月間由

上海來到武漢，有一天與我在漢口江邊散步閒談，曾盡情吐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