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黨，解決武漢內部糾紛，以穩定此反蔣陣線。可是，不到幾天，他在兩黨聯席會議上的言

論，就開始有了變化。這大概是由於他了解了武漢的情況以後，覺得反蔣的前途未可樂觀，

不能不預留地步。因而他的論調，已不是甚麼“東征討蔣”，而是倡言“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

了。這樣一來，此一會議同樣也流於談話會的性質，往往是汪精衛在那裡敘述一些工農運動

過火的事實，再由健談的陳獨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輕描淡寫的答辯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確實希望聯席會議能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我在會議上曾提出要確定工農運

動的方針，分辯何種行為謂之過火，何種行為則否，以便國共兩黨在領導與糾正兩方面，有

共同的步驟。但汪精衛對之頗為冷淡，認為具體問題應由有關機關詳細擬定；而所謂有關機

關又是始終沒有提出過具體的規定。當時我們就覺得汪不是要認真解決問題，也不能負起責

任領導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對工農運動的意向，卻逐漸表現出來了。

國共兩黨聯席會議，“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惡劣情況，自然不能收穩定局

勢的效果。等到馬日事變發生以後，汪的論調便轉而專門指摘和譏諷中共了。兩黨聯席會議

的舉行，也就由逐漸減少而終於停頓下來。汪精衛態度的轉變，在中共看來，是小資產階級

的動搖性的表現，根本不能領導革命的。可是，當時所謂武漢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權，並不

是由中共領導，根本就是由動搖的小資產階級領導的。中共當時既明知小資產階級具有動搖

性，另一方面又想憑藉小資產階級的領導，而追隨莫斯科的意旨，美其名為“工農小資產階

級的民主專政”，這似有點欺人自欺了。

其實，所謂武漢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左派政權，就是建築在地主資產階級和工農勢力相

互衝擊的基礎上，並以地主們所領導的軍隊為其主要支柱。這些軍人，有些為了某種原因，

能夠暫時容忍工農勢力的興起，但多數則早已對之有不安之感。那些特別厭惡工農勢力的軍

人，則早有俟機推翻這個政權的企圖；同時，他們也看出了這個政府缺乏重心，軟弱無能，

一切機構和會議，都像兩黨聯席會議一樣，是議論多而少效率的；他們以為假若有所行動，

這個政府亦是無力應付的。

夏鬥寅的軍事叛亂就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他所統率的國民革命獨立第十四師，原駐在

長江上游宜昌一帶；軍官們多系湖北籍的地主出身；也是當時湘鄂一帶地主土劣們受了農運

打擊的一個避難所。他在唐生智、張發奎的主力正在與奉軍苦戰、勝負未分的關頭，以為武

漢防務空虛，潛師徑襲武昌，企圖一舉推翻武漢政府。

夏鬥寅的行動，無疑的也是蔣介石瓦解武漢內部的傑作。寧漢雙方雖在分途北伐的原則

上有所協議，暫時各不相犯①；但蔣介石從武漢內部來傾覆武漢政府的工作，一直是在加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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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進行。當時武漢盛傳夏鬥寅接受了蔣的委任和經濟上的支援。五月十三日，南京方面又曾興

高采烈的宣佈夏鬥寅反共討伐武漢的通電，表示寄予莫大的期望。

夏鬥寅所發動的行動自然不是單獨事件，而是背後有較廣泛支援的。湖北境內的雜牌軍

隊，如駐在沙市的第十五軍劉佐龍部，駐在鄂北的張聯升、于學忠等部都為之暗中助威；四

川的二十軍楊森部更向宜昌移動，為其後盾。他和唐生智的部屬也有聯絡，譬如與在河南前

線作戰的唐部師長何鍵以及駐守長沙的唐部許克祥團長等，似早有共同反共的密謀。不過他

的行動，似尚未為唐生智所預知，因為這與唐生智那時維持武漢局面，貫徹反蔣目的的政策

是相違背的。夏鬥寅大概是想以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來逼唐讓步。至於張發奎的第四軍則

被夏鬥寅視為支援武漢的基本部隊，是他要打擊的目標。

五月十七日，夏鬥寅部佔領了武昌以南汀泗橋一帶的險要陣地，向武昌附近的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