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任宣傳，周恩來同志任軍事，項英同志任工運。米夫這個提議，也迅即獲得一致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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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這次大會閉幕以後，跟著就要舉行共產國際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了。中共代表約有半數的

人，仍留在莫斯科為出席共產國際六次大會的中共代表。向忠發、李立三、蔡和森等人則率

領其餘的代表，先行陸續返國，從事新中央的工作。中共黨內的紛爭，經過這次大會，總算

是解決了。我這個被認為中共右傾反對派領袖的人物，從此，改稱為少數派的領袖。共產國

際這樣做，是因為中共黨內的爭端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似只有籠籠統統的來一個少數派和多

數派，卻並不說明這兩個名稱有甚麼內涵。

這次大會又為俄共黨的斯大林派與布哈林派的紛爭陰魂所籠罩。斯大林與布哈林中間的

爭執，那時還沒有公開出來，我們原不知道底細。首先是陳紹禹等私下說到布哈林右傾，並

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產國際的意見。瞿秋白就利用這個訊息，認為布哈林支援張國燾，

是右派支援右派；並指斥布哈林過份批評八七會議以後的中央，是他個人的私見，斯大林並

不與他一同見解。

這種訊息在大會中傳播著，形成有利於瞿秋白的形勢。有些代表覺得布哈林既被俄共指

為右傾，他的報告又有與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主張，將來斯大林不贊成，中共不免要連帶

發生震動。米夫在這種空氣中，不僅不否認這種傳說，而且表示他是站在斯大林一面的；並

有意無意的否定布哈林平分政權和聯絡富農之說。這種氣氛，減輕了布哈林發言的作用，也

無異使瞿秋白獲得意外的解脫。

李立三在這點上，更沉不著氣，他曾向我表示：我們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

大林的一面。他覺得共產國際現在主要是反對右傾，布哈林又是右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

的報告不能完全算數，今後中共的方針，與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貫作風又是好大喜功，也

愛遇事強迫命令一番，他感覺到斯大林的作風與他不謀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幹起來。這樣，

六次大會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動主義，後來竟釀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紛”。

①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決議（全文載胡華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

二二四頁至二四六頁）。

②同上。

③同上。

第二章　中山大學的風波

共產國際得到蘇俄政府的協助，將訓練各國共產黨幹部一事，當作是一項重要工作；特

別重視訓練中共幹部。早在共產國際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設立了一個東方大學，訓練亞洲各

國和蘇俄境內少數民族的學生。一九二一年東方大學設立了一箇中國班，學生全是由中共選

送的黨員或團員。最早的學生為劉少奇、彭述之、羅覺、卜士奇、袁達時、任弼時、抱撲、

廖劃平等八人。此後，東方大學的中國學生續有增加，達六十餘人。蘇俄在支援國民黨時代，

又有為國民黨訓練幹部之議。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蘇俄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起見，

在莫斯科另設一箇中山大學，招收具有國民黨籍（包括跨黨的中共同志在內）的學生。該校

於是年成立後，學生達一千餘人，成為留俄學生會集之所。由於中國政治情況的變動，這間

大學，也就成為中國問題的主要爭論場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時，國共關係已完全破裂，共產國際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國

民黨的政策；中山大學也因之從訓練國民黨員的學校，轉化為訓練中共幹部的場所。原來這

個學校的學生多是由國民黨各級組織所保送的，其中多數是純國民黨員，也有少數的跨黨分

子。那時，這些純國民黨員，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國，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亞去做

苦工；剩下來的，再加上武漢分共以後，中共中央所陸續選送的幾百名黨員來就讀，人數常

在一千人左右。不過多數已是中共黨員或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