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敵軍對於我們這個區域，大體是採取守勢的蔣介石的剿共方針，重點似是放在江西

蘇區，尚未重視鄂豫皖區。我們的周圍大多是一些國民黨的雜牌部隊，他們的將領有一種不

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心理，他們的裝備雖不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但戰鬥力則並非都是弱

的，如吉鴻昌等所率領的原馮玉祥的西北軍，就以善戰著稱。這些敵軍都依據城鎮設防，聯

絡民團駐守的寨子，同時又沿線建起碉堡，形成對這個區域的縱深包圍圈。

我們經常講求打破包圍圈的軍事策略。我們覺得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所倡導的游擊戰術，

多已不適用，如“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疲我打，敵人窮追，我兜圈子”的戰術，就只能

適用打野戰，不適宜於對付採取守勢的敵軍。我們要主動的進攻防守的敵軍，但我們有缺乏

攻堅的重武器，因而我們採取“圍困一點，消滅來救援的敵軍”的策略，我們認為這才是“以

包圍對付包圍”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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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我們根據紅四軍的特長，來發展我們的游擊戰術。我們的軍隊能夠發揮奇襲的力量，主

要是靠行動迅速和秘密行動兩個條件。我軍裝備很輕，運動力很強，就具備了運動神速、能

對付多方面敵軍的條件。我軍行動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裝的掩護和佯攻，往往使敵軍

不易瞭解我們的真正企圖。我們特別注意夜間行動和夜襲的戰術，發揮奇襲的作用。我們也

講究構築工事，以減輕傷亡和節約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勢兵力處於內線作戰的環境

下，所應採取的戰術。

我們將每一次的軍事行動看作是一場實地演習。在作戰以前，不惜詳擬計劃，各方動員，

以期發揮獅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戰以後，又詳加檢討，認識錯誤和偏差，擬出下一次行動所

應採取的新方法，使我們能在行動中求得進步。

紅四軍在白雀園整飭內部的期間，即曾向駐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帶的敵軍實施壓力；並在

潢川附近的一個小市鎮上，消滅了吉鴻昌部一千餘人。吉鴻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

被蔣介石免職，憤而到了上海。他對紅軍的觀感，因親身的經歷，似有了根本的改變。他與

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發生聯絡，對於孫連仲部後來投降紅軍，起了拉線的作用。後來，他參

加了馮玉祥在張家口所組織的反日同盟軍，為蔣介石所殺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軍南移，圍攻駐在黃安縣城的敵軍梁冠英師。我們很重視這一行

動，認為是拔除老蘇區的眼中釘。我們的準備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這次行動既有軍委

會主席的命令，又經過高階將領會議詳細研討，決定整個行動的計劃，最後又由高階軍事長

官召集中下級軍官開會，詳細講解執行這一計劃的每一步驟。

政治工作在這次戰役中，也顯著的發揮了作用。中共軍中的政治委員，有監督同級軍官

的特權，同級軍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員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時，政治委員並可撤換或

逮捕同級軍官。但在紅四軍中，軍官都是同志，我們認為政治委員的監督特權，只能適用於

那些非同志的軍官，因而改採同級軍官與政治委員，分負軍事與政治責任的平等制度。

由於這種平等制度，在決定軍事行動計劃時，軍委會政治部和各級政治委員會，須提供

有關這一行動的政治情況的資料，並制定政治工作計劃。這個計劃的要點，是從政治方面來

鼓勵全軍官兵執行計劃的信心；動員當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裝等，配合軍事行動；瓦解敵軍；

鼓勵敵軍官兵投降等等。同級政治部等於同級政治委員的辦事機關，也就是由它來執行上述

政治工作計劃。政治委員平時指導政治部工作的進行，戰時則參加作戰。能幹的團政治委員

往往是太上團長，否則亦等於副團長。至於軍中中共的組織，則隸屬於政治部，在官兵中起

帶頭作用。

在這次黃安戰役中，我們決定以各團的政治委員和團政治部，為實施政治工作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