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之後，過去因蘇維埃政策所有過的爭執，已告消失，而且經過西安

事變，，新政策執行已有相當成績，我將在會議上，表示撤銷我有過的反對意見，並正式提議，

由遵義會議所選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復全部職權；（三）我對西路軍失敗，負有嚴重責任，將

正式自請處分。

我又笑著對張聞天說：“張國燾已經被打倒了，用不著在這緊急關頭，大張旗鼓鬥爭一番，

如果否認過去所說過的話，不明不白的將林育英同志調走，這未免太失信於黨和同志們了。”

張聞天當時一言不發，後來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接著反對張國燾的鬥爭就轟轟烈烈的展開

了。這是捨棄正當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發揮一下鬥爭的殘忍性。從此林育英便由張聞天以

中共中央書記的名義派走了，此後，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對我的鬥爭，號稱自下而上發動起來的，其實拆穿了，都是見不得天日的把戲。首先

由任中共宣傳部部長的凱豐，召集一些秘密會議，每次參加會議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

是經過事先選擇，必須不是親張國燾的人，而且希望參加者都能成為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

身材矮小的凱豐，是著名的米夫黨徒，無論做事或寫作，都顯得極為低能，卻自詡為黨內鬥

爭專家。確實，他背誦幾句教條，撲擊他所要鬥爭的目標時，往往失去理智。在這種鬥爭張

國燾的秘密小組會上，他往往高聲狂叫，從頭至尾數說張國燾的罪惡，常被同志要求他提出

一些事實證據出來。也有參加過這些會議的同志，講經過約略告訴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

凱豐之所為。

抗日軍政大學被選定為鬥爭張國燾的中心，事先經過縝密的佈置，將其他各班與紅軍幹

部班分別隔離，以免紅軍內部情況，為外來的人所知。學校中的武器，掃數被收藏起來，以

免在鬥爭中，發生動武事件。紅軍幹部班的各個單位，都事先佈置了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

張聞天、凱豐，這兩個鬥爭專家，為這次鬥爭的指導者，抗日軍政大學的副校長羅瑞卿，政

治部主任莫文驊，則是實際指揮人。毛澤東並沒有親自出馬參加鬥爭大會，但他是幕後的舵

手。林彪也擺出他那校長的姿態，表現置身事外的樣子，不公開卷入鬥爭漩渦。其他中共要

人們，則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

鬥爭開始的時候，有些紅四方面軍的高階幹部，來到我的住處，其中有人就說，這種鬥

爭根本不對，也有的說，四方面軍的幹部也有錯處，強調學習的重要。我則告以這樣的鬥爭，

實在不必重視。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應系本於原則的政治鬥爭，絕不可以毫無原則地作人

身攻擊和侮辱毀謗的勾當，現在他們搞的鬥爭，內容並不純正。潔身自好的同志們，切不可

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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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我也向來訪問我的同志們說，現在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往往超越軌道，雖有充足的理

由，也不宜獲得人們的諒解。譬如我本人現在處境極不利，其基本原因，是黨內鬥爭並不是

以真理為依據，而是隨鬥爭形勢和力量對比而轉移。在毛兒蓋的時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評當

時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可是現在形勢不同，毛澤東等首先接通了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在執

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上，又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盟，經過西安事變，可望與國民黨和

解。這些成就，改變了我反對毛澤東的意向。何況，西路軍有遭受如此慘痛的失敗，我正引

咎自責，無意於他人辯論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專心學習，檢討過去工作的錯誤，再

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許就因為我這些勸告，原一方面軍中少數支援過我的幹部，如李卓如、何長工等，以

及四方面軍絕大多數幹部，都採取了忍讓的態度。即是表示擁護中共中央，誠意檢討過去工

作中犯過的錯誤，不再說批評中共中央的話。但是鬥爭的進行，實在太離譜了，不僅這些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