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困難確是影響深重，無法克服。但問題的中心是我們已勢逼處此，並無任何其他選擇。

例如，軍火的補給問題，就使我們大為憂慮。我們只能靠繳獲敵軍槍彈來補充，但四川

軍隊的槍彈多系土製，效力不高（四川軍閥由民間搜刮來的錢財，往往拿去向外國或長江下

遊購買軍火，但又為蔣介石或其他軍閥在中途扣留，因而他們的槍彈，多系土製）。我軍在川

北作戰所消耗的彈藥，大多是從蔣介石部隊繳獲來的，比較優良，在四川繳來的，則多系次

貨。四川軍閥作戰的特點，也帶有遊擊性質，勝利便蜂擁而上，敗北則一溜煙的跑掉了。要

想大批繳獲他們的武器，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們覺得紅軍在川北行動，不易解決軍火的補充，

而且會使紅軍裝備轉弱而影響戰鬥力。

我們當時致力於統一內部意志，策劃對田松堯的作戰，實施建立根據地的各項步驟。中

共中央這個電令的到來，立刻使我們進退失據。我們原應在新克服的巴中區多所努力，但不

得不為了基本政策問題，匆匆從前線返回通江，召開會議。這此重要的高階幹部會議，有些

同志因軍情緊急，不能趕來參加，到會的除我和徐向前陳昌浩外，只有張琴秋傅鍾劉琪周純

全等十餘人。

在這次會議上，我首先將中央的歷次來電，交大家傳閱，接著就發表了一篇答辯式的報

告。首先檢討紅四方面軍，不能在鄂豫皖蘇區立足，必須向西轉動的種種原因和經過。我指

出，我黨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紅四方面軍，仍不能迅速壯大起來，抗擊敵軍遠為優勢的

壓力，正好說明蔡申熙和我經過長期周密計劃的西進策略，目的是為了儲存最大實力，在較

邊遠地區獲得時間和地盤以圖振興。我說明反四次圍剿的經過，指出柳林河夜戰是必要的和

適切的，如果不是那次戰役給敵軍以沉重打擊，紅四方面軍脫離鄂豫皖蘇區將有更多的阻礙。

如果我軍在鄂豫皖區，內外分散打游擊，或改採其他戰略，也許我軍的處境比現在還要壞些。

我說到河口戰役雖然傷亡重大，但成功的衝出了包圍圈。對於棗陽吳家集戰役，我承認是可

以而且應當避免的，但結果激戰兩天，傷亡兩千，其惡果甚至影響到我軍以後的行動。應當

嚴肅自承是自己犯了實際軍事指導的錯誤，用人不當而“失街亭”。鄺繼勳不遵守命令，也應

當受到紀律的追查。但我不贊成某些同志認為西進是逃跑主義的說法，我再三說明我軍不能

在陝豫鄂邊境地區立足的原因，並說，指責我軍為逃跑主義者，不僅不和事實，而且抹殺了

紅四方面軍的英勇奮鬥的精神。我力證在川北止步是較好的選擇。

對過去的軍事行動，作了必要的說明和答辯後，我進而評論入川綱領。我直率指出，蘇

維埃的基礎過於窄隘，土地革命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威力。事實證明，目前的土地革命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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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足以壯大紅軍，不過是使紅軍得到暫時的、區域性的勝利，鼓勵為數甚少的農民起來分配土地

而已。蘇維埃運動的致命弱點，是不能與全國反帝和反日聯絡起來，而被孤立在偏僻的鄉村

之中，失去了與各大城市廣大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絡。入川綱領，就是為了糾正這些

政策上的錯誤而發。入川綱領是在四川這樣的省份，可以實行的唯一政策，因為“四川人民

政府”的旗號，極具號召力，反之，蘇維埃政府，則會使四川落後的人民，產生奇怪和可笑

的感覺。接著我又說明，經過我黨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話，也還是屬於中

華蘇維埃政府的。難道在現代的革命運動中，除了蘇維埃政府這個名稱之外，就不能有其他

的名稱了嗎？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來了，事實將會證明，這個政策是對的。為什

麼在全國範圍內，所有蘇維埃政府不可以統統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這種政策的改變，正是

獲致勝利所必需的政策。

第三個緊迫與重要的問題，是與田松堯部作戰所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