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能不暴露內部的分歧意見。

恰在這個時候，我們又接到廣東區委會的一份檔案，指責中共中央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

大會前所採取的退讓政策；主張改用向右派進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認為這個檔案是在我離開

廣州以後，他們根據鮑羅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們多數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納這個檔案的建

議。

我們討論的結果，決定等候共產國際指示；對廣東區委會的檔案，也暫不予以反駁。這

時，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鮑羅庭又將繼之回國；他們顯然要在莫

斯科作一番徹底的商討。中共中央沒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參加這種討論，但又勢必等候他們討

論後的指示；這使我們覺得是不合理的憾事。雖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傳

統，對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據自己所瞭解的情況，獨立自主的速決速行，而要聽命於遠在莫斯科、

對中國實情又十分隔閡的共產國際；這是一切困難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

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幹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維諾夫、卡未尼夫的聯合反對派，正展

開了激烈的鬥爭；因而莫斯科對中國問題似未能全神貫注；我在上面所說過的廣東方面的一

些急待解決的問題，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沒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鮑羅庭等重來中國，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變發生以後；一切都成為明日黃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對的困擾，除了上述的這一主要政治問題之外，還有負責人之間情感上的

隔閡問題。我們這些負責人，性格各別，生活情調也不盡同，例如當時彭述之的羅曼史，本

是私生活的不檢行為，卻成為我們內部分歧達於表面化的始點。我在這裡簡略敘述一下，也

許可以從中看出中共成長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後幾天，由於蔡和森的主動，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傳部辦公

處，蔡和森夫婦、彭述之及其秘書鄭超麟等均住在那裡），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會議上蔡和森

的太太向警予首先報告在其丈夫蔡和森離滬期間（蔡系在我離滬前幾天到北京去的，大約與

我同時返滬），她與彭述之發生了戀愛，其經過情形已在和森返滬的當天，就向他坦率說明了。

她表明她陷於痛苦的境地，因為她與和森共患難多年，彼此互相敬愛，現在仍然愛他，不願

使和森受到創傷；但同時對彭述之也發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為他的風趣確是動人的。她

要求中央準她離滬，派她到莫斯科去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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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這件有關私人生活的事，我們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時似不便表示意見。經過一度沉默

之後，陳獨秀先生開始讚許蔡向的結合，表示不願見他們因此而離異。繼而他批評彭述之不

能自我約制，有傷同志的親愛關係。他准許向警予的請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這件事，就他們幾個人的個性看來，也並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

一個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個工作特別艱苦的同志。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

住一個短時期，我們兩人的睡房只隔著一層木板（那時向警予到別的地方工作去了）。他會整

天不講話，埋頭閱讀和寫作；當他接觸到有趣味的文句時，就獨自發出格格的笑聲。他患有

嚴重的氣喘病；病發的時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風箱，呼呼作響；但他從不聽人勸告，

中止工作，好好養病。他往往記不起吃飯，進膳的時間當然不規律，他室內的書刊報紙，堆

得亂七八糟，沒有秩序，甚至不夠清潔。他疲倦了，會不解衣不脫鞋，倒在床上就睡；一會

兒，又骨碌地爬起來繼續工作。

每當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還在那裡寫文章看稿子。他常為了思索一個問題，在房裡

踱來踱去；他穿的那雙粗劣的皮鞋，發出沉重的聲音，吵得我這個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

睡。我有時因此索性起來幫同他工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