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國民軍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機於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殺示威學生；繼之是廣州

發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變。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軍將領郭松齡得到馮玉樣的支援，發動了反張作霖的戰

爭。十二月二十三日，張作霖得到日本的軍事協助，殲滅了郭松齡的進攻。接著就是國民軍

與奉軍的正面衝突，進而演變為張作霖與在鄂的吳佩孚聯合圍攻國民軍的局面。當馮玉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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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國民軍駐兵天津大沽口，設定防禦工事，以抗拒張作霖的海上進攻時，日本根據辛丑條約大

沽口不得設防的規定，炮擊大沽口的國民軍，並會同簽訂辛丑條約的英、美、法、意、荷、

比、西等七國，於三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時內拆除防禦工事。

馮玉祥所領導的國民軍漸漸不能支撐。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前後，國民軍重要據點的

天津已在三面包圍中；由山海關進攻的奉軍和由山東進逼的直魯聯軍—李景林、張宗昌部—

均抵達天津附近；沿京漢路北上的吳佩孚軍於攻佔河南之後，前鋒也已達石家莊；同時國民

軍又遭受列強的干涉；因放棄天津，向北京退卻。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學生在國共兩黨領導之下，因抗議列強幹涉中國內戰，

要求取銷辛丑條約，舉行示威請願運動。當學生隊伍群集在鐵獅子衚衕執政府門前廣場的時

候，段祺瑞命令衛隊開槍；擊斃四十餘人，傷百餘人。當時北京是由國民軍衛戍的，段祺瑞

之敢於這樣做，顯然是鑑於正在退卻的國民軍大勢已去，因而屠殺學生向奉系勢力討好；並

迎合日本和其他列強的要求。這件事曾激起各地民眾的憤怒。

中共中央討論這個緊急局勢之時，頗有手足失措之態。馮玉祥所領導的國民軍雖有蘇俄

為其援掖，而反對馮玉祥的則不僅有張作霖、吳佩孚的優勢軍事實力，而且有日本及其他列

強的支撐。這個聯合的反動勢力高唱“反赤”，而這個口號的作用是在於孤立和分化革命陣線，

使反帝運動不能抬頭。國民黨石派又在北京、上海等地逕指中共和國民黨左派所領導的反帝、

反北京政府的運動為赤化運動，到處誣衊破壞。我們估計要重整五卅運動的精神，予反動勢

力以迎頭打擊，是有點形格勢禁的。

緊接著廣州又發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變。這件事對中共說來，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當

時上海各報紙都用大字登載著：“中山艦圖謀不軌”，“蔣介石扣留俄顧問”，“逮捕共產黨”，

“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等訊息。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認為又是帝國主義者造謠。等

到這些訊息被證實了以後，我們深覺這件事發生在整個局勢逆轉的時期是十分嚴重的。

然而中共畢竟是成長了；我們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要求，使我們有排除萬難的決心。

我們無暇再談鮑羅庭與中共中央間的歧見，也不再計較領導內部的分歧問題；大家都聚精會

神商討對策，來挽救這個局勢。

我們商討的結果，認為無論三月二十日的事變是由廣州同志們的左傾錯誤所引起，或者

由於國民黨內部領導權的爭奪，再或是由於蔣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勢力的影響，改變了他的

政治態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總應採取讓步的妥協態度，來穩定廣州的局勢。具體的說，

我們要維持汪蔣合作的局面，繼續對蔣採取友好的態度，並糾正廣州同志們的一些拖延未解

決的左傾錯誤（我在第十篇中已提及過）。我們一致覺得現在蔣介石已先發制人；我們舍妥協

政策而外，實無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並決定派我趕赴廣州，查明事實的真相，並執行這一妥協政策。陳獨秀先生在

說明這個決定的時候，指出我是最適當的人選，並賦我以全權；似是為了沖淡我們之間所有

過的芥蒂。彭述之也對我表示推崇，擁護我去相機處理一切。根據這個決定我又一次赴穗，

擔負著比前次更艱鉅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