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審判書上，有四川父老的證明，有洋人的證詞，可以說證據確鑿，不容梁啟超不服。

此外，各地同情劉存厚之聲音此起彼伏，如此劉存厚怎麼可能遭到什麼實質性處罰，戰場上，士兵出於義憤，又能怪誰呢？

此時段祺瑞雖然已經掌握北京政局，由馮國璋以副總統身份繼任大總統，而自己則就任國務院總理。

但是黎既去職，黨人失主，勢不能無所觖望，於是唐紹儀、汪兆銘等，同詣上海運動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否認國會解散後的政府，即於七月二十一日，宣告獨立，並且率部南下廣東，以與早獨立與中央的廣東督軍陳炳坤會合。

段祺瑞、徐樹錚等人也紛紛接到吳光新的密電，電文之中好像有川軍鼓譟有利知情者作證，有為劉存厚開脫之嫌疑。

但是，在證詞中，最為重要的有兩位洋人證詞，要知道，這兩個乃是英法駐成都臨時代辦，即使段祺瑞、徐樹錚有所懷疑，也不敢得罪洋人。

另外，楊興好像與劉存厚達成某種協議，楊興全力保證劉存厚安全，而劉存厚則全力支援楊興統一四川軍政令。

看到這裡，即使段祺瑞想追究劉存厚責任，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要知道，在應對護法運動，段祺瑞也早如熱鍋上螞蟻，坐立不安。

要知道，此時段祺瑞雖然經擊敗張勳回到北京，以共和再造的功臣成為民國總理，但是為了保證自己武力統一中國得以實現，段祺瑞竟然拒絕恢復臨時約法，拒絕召開國會。

在廣東，孫中山等人通電反對，正準備積極護法，段祺瑞採納徐樹錚的意見，採納梁啟超建議，準備另行召集“臨時參議院”，重新制定國會組織法和選舉法，選舉新國會，以達到他取消國民黨議員佔優勢的舊國會和廢除臨時約法的目的。

此舉引起舊國會議員的不滿，他們響應孫中山擇地另開國會的號召，紛紛南下赴粵。至8月中旬，到達廣州的國會議員已達150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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