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可能給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鉅鹿路作家協會的“牛棚”裡，我同西彥是有分歧的，我們不便爭吵，但是我對他暗中有些不滿意。當時我認為我有理，過兩年我才明白，現在我更清楚：他並不錯。我們的分歧在於我迷信神，他並不那麼相信。舉一個例子，我們在“牛棚”裡勞動、學習、寫交代，每天從大清早忙到晚上十點前後，有時中飯後坐著打個盹，監督組也不準。西彥對這件事很不滿，認為這是有意折磨人，很難辦到。而且不應照辦。我說既然認真進行“改造”，就不怕吃苦，應當服從監督組的任何規定。我始終有這樣的想法：透過苦行贖罪。而據我看西彥並不承認自己有罪，現在應當說他比我清醒。讀他的近作，我覺得他對我十分寬容，當時我的言行比他筆下描寫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會忘記自己的醜態，我也記得別人的嘴臉。我不贊成記賬，也不贊成報復。但是我決不讓自己再犯錯誤。

十年浩劫決不是黃粱一夢。這個大災難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關係，我們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個能說服人的總結，如何向別國人民交代！可惜我們沒有但丁，但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勵朋友：“應該寫！應該多寫！”

當然是寫真話。

十月四日

腹地

西彥同志在介紹“牛棚”（和“勞動營”）生活經驗的文章裡提到關於“”的批判。這件事我早已忘記，翻看西彥的文章，“腹地”二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這是一九六九年年尾或者一九七○年年初，在松江辰山發生的事。我們起初在那裡參加“三秋”勞動，幹完了本來要回上海，但由於林彪的所謂“一號命令”就留了下來，等到第二年年初，我們文化系統在奉賢縣修建的五·七幹校建成後，直接搬到那裡去。當時我們借住在一所小學校裡面，靠邊的人多數住在一起，就睡在土地上，只是墊了些稻草。除了勞動外，我們偶爾還參加班組學習，就是說同所謂“革命群眾”，同“造反派”在一起學習。也就是在這種“學習”的時間裡，“造反派”提出我在一九三一年寫的一篇短文裡用過的一句話：“我們（應當）去的地方是中國的腹地，是民間”他們解釋說，腹地是指“心腹之患”的地方，在一九三一年這就是蘇區，蘇區是國民黨政府的“心腹之患”。因此他們揭發我“鼓動青年到蘇區去搞破壞活動”。他們要我寫交代和檢查。

多麼可怕的罪名！幸而當時我已經不那麼迷信神了，否則一塊大青石會壓得我粉身碎骨。我的文章的題目是：《給一箇中學青年》，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短簡》裡面，後來又給編印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裡。“九·一八”瀋陽事變後，一箇中學生寫信問我：“該怎麼辦？”我回答說：第一，我們沒有理由悲觀；第二，年輕人還有讀書的權利，倘使不得不離開學校，應該去的地方是中國的腹地，是人民中間。文章裡有這樣一整句話：“我們的工作是到民間去，到中國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躪了的十六省的農村。”我的意思很明白，而且，對於“腹地”兩個字《辭海》（一九三七年版）裡就有這樣的解釋：“猶雲內地；對邊境而言也。”我不承認所謂“心腹之患”的古怪解釋。我幾次替自己辯護，都沒有用。在我們那個班組學習會上我受到了圍攻。只有一個人同意我的說法：腹地是內地。他就是文學評論家孔羅蓀，當時也是“牛鬼蛇神”，還是很早揪出來的一個，據說問題不小，當然沒有發言權。只是在別人問他“腹地”二字如何解釋的時候，他回答是內地。不用說他因此捱了訓。

班組學習會上不能逼我承認反黨罪行，造反派就召開全連批判會。會前兩位“革命左派”找我談話，要我老實交代、承認罪行，並對我進行威脅。我已經看透了那些用美麗辭藻裝飾的謊言，忽然感到一陣噁心，我堅持腹地只有一個解釋：內地。但是在批判會進行的時候，發言人接連問我：“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區？”我忽然感到厭倦，我不想堅持了，就說“是”。他接著問：“你以前為什麼不承認？”我遲疑一下回答道：“以前我害怕。”他得意，他們都得意。他們勝利了。我放棄了鬥爭，我疲倦，我甘願倒下去、不起來了。但這只是我當時的一種想法。

批判會結束，靠邊的人奉命到“牛棚”開會談感想。只有羅蓀同志表面上有點狼狽相，他替我辯護，我自己反而承認了，投降了。我一方面在他面前感到慚愧，但另一方面聽著大家的責罵，我倒覺得腦子清醒多了。剛才召開的哪裡是對我的批判會？明明是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