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時期我們哪裡被當成人看待？！有多少人過著不是人的生活，有多少人發揮獸性對待同胞？！

我激動起來，滿頭冒汗，渾身發顫。那種“非人生活”是從哪裡來的？它會不會再來？我抓住這個問題，想窮根究底，一連想了好幾個晚上，結果招來了一次接一次的人與猛獸鬥爭的噩夢。我沒有發高燒，卻說著胡話，甚至對眼前的人講夢中的景象（當時也懷疑自己是在做夢，卻又無法突破夢境），讓孩子們替我擔心。他們笑我，勸我，想說服我不要胡思亂想。他們說從來夢景荒唐，不值得花費腦筋。他們不會說服我，倒是我說服了自己，我想通了：十年“牛棚”正是對我的迷信的懲罰。

記得七十年代初我在奉賢“五·七幹校”的時候，有一個參加監督組的造反派（也做過我的專案組或“打巴組”的頭頭）發表過一篇《看牛小記》，很得意地嘲笑“牛們”的醜態。聽人講起文章的內容，我感到可悲，以人為獸不過是暴露自己的獸性，在我們文明古國的臉上塗抹汙泥。

在病床上反覆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斷地責備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變成“牛”，主要的責任還是在我自己。不用說，今天還有人想做“看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