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認識我的人越來越多。透過筆名，人和作品給連在一起了。我到任何地方，總有人認出我是什麼書的作者，有讚美，也有批評。我自己很感到拘束，彷彿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注視我的一舉一動，用我書中的句子衡量我的言行。說實話，有個時期我真想改換我的名字，讓大家都忘記我。

於是所謂“文革”的風暴來了。今天提到那些日子，我還不寒而慄。我也說不清自己是怎樣熬過來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我在上海送走了出席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的外賓，回到機關學習，就有一種由“堂上客”變“階下囚”的感覺，而且看到批判我的大字報了。前有大海，後有追兵，頭上還有一把搖搖欲墜的利劍，我只想活命，又不知出路在哪裡。這個時候我收到一封讀者來信，說我的筆名要不得，是四舊，是崇洋媚外，應當“砸爛”。我膽戰心驚，立刻回信，表示同意，說今後決不再用。我已完全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腦子裡只有“罪孽深重”四個大字。也許我頭腦單純，把名字的作用看得那麼重大；也許我在“打如意算盤”，還以為脫掉作家的外衣便可以“重新做人”。都沒有用！我的黑名字正是“文革派”、造反派需要的箭垛和槍靶，他們不肯把它一筆勾掉，反而到處為它宜傳，散發我的言行錄，張貼打倒我的大標語；在馬路旁豎立我的大批判專欄；在工廠和學校召開我的“遊鬥”會；在殺氣騰騰的批鬥會上人們要“砸爛”巴金的“狗頭”；我自己也跟著舉手高呼口號“打倒巴金！”

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不斷地寫檢查，寫“思想彙報”，重複說著同樣的話。我灰了心，斷了念。“讓它去吧”。

十年過去，我還是“巴金”，改不了名字，也擱不了筆。看來我用不著為這個多花費腦筋了。今天我在醫院裡迎接了我的第八十個年頭，來日無多，我應當加倍珍惜。多寫一個字就多留下一個字。是“牛”是人，姓巴姓李，讓後人去議論吧。

我的名字（2）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我的日記

最近我在《花城》雜誌上讀到楊沫的日記《風雨十年家國事》，單是開頭的一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記，就使我渾身顫慄，作者好像用�頭把一個字一個字打進我的靈魂。短短的一兩頁篇幅的文字記錄了著名作家老舍、蕭軍、駱賓基被鬥、捱打的真實情況，這批鬥，這痛打，導致了老舍同志的死亡。楊沫同志坦率地說：“這八月二十三日的一日一夜也將與我的生命共存亡。”我理解她的心情。

我們許多人都有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都有一生也忘不了的血淋淋的慘痛經驗。不少人受屈含冤痛苦死去，不少人身心傷殘飲恨終身，更多的人懷著餘悸活到現在。把當時的情況記錄在日記裡儲存下來、發表出來的，楊沫同志似乎是第一個。作者的勇氣使我欽佩。這是一個很不尋常的開頭。對這個開頭別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家醜不可外揚，傷疤不必揭露；有人說是過去的已經過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傷口今天仍在流血。十年“文革”並不是一場噩夢，我床前五斗櫥上蕭珊的骨灰還在低聲哀泣。我怎麼能忘記那些人獸不分的日子？我被罰做牛做馬，自己也甘心長住“牛棚”。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獸性發作起來兇殘還勝過虎狼。連十幾歲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為樂，任意殘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經常思考，我經常探索：人怎樣會變成了獸？對於自己怎樣成為牛馬，我有了一些體會。至於“文革派”如何化做虎狼，我至今還想不通。然而問題是必須搞清楚的，否則萬一將來有人發出號召，進行鼓動，於是一夜之間又會出現滿街“虎狼”，一紙“勒令”就使我們喪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餘悸”，我嘮嘮叨叨，無非想看清人獸轉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關進“牛棚”。只有牢牢記住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才有可能不再出現更多的“八月二十三日”。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衛後代，我看楊沫同志這個頭開得好。

稱讚了別人以後我回顧自己，我什麼也沒有留下來。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家被抄，四年中的日記讓作家協會分會的造反派拿去。以後我停筆大半年，第二年七月又開始寫日記，那時我在作協分會的“牛棚”裡學習，大部分時間都給叫出去勞動。勞動的專案不過是在花園裡掏陰溝、拔野草，在廚房裡揀菜、洗碗、揩桌子。當時還寫過《勞動日記》，給“監督組”拿去掛在走廊上，過兩天就不見了，再寫、再掛、再給人拿走，三四次以後就沒有再寫了。《勞動日記》中除了記錄每天勞動的專案外，還有簡單的自我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