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給他們戴上右派帽子的大會。我們也重複著別人的話，批判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雪峰的“凌駕在黨之上”、艾青的“上下串連”等等、等等。我並不像某些人那樣“一貫正確”，我只是跟在別人後面丟石塊。我相信別人，同時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講過：“今天誰被揭露，誰受到批判，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仗義執言，替他辯護。”倘使有人揭發，單憑這句話我就可能給打成右派。這二十二年來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話，它好像針一樣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責備我自己。我走慣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聽見大喝一聲，回頭一看，那麼多的冤魂在後面“徘徊”。我怎麼向自己交代呢？

這以後我還見過雪峰多次，不過再也沒有同他長談的機會了。他的外貌改變不大，可是換了工作單位，也換了住處。他給戴上帽子，又給摘了帽子；他勞動過，又在寫作。然後浩劫一來，大家都變成了牛鬼。在什麼戰鬥小報上似乎他又給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造反派”早已印發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