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一天起，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號院裡，有一位老人經常伏在案頭，一隻顫抖的手執著毛筆，工工整整地抄寫兒子留下來的日記。好像兒子和父親在親切地交談。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

1974年的秋天，安娜從日本回來後，得知了郭沫若病重的訊息，便和女兒淑yu一起趕到北京醫院裡看望他。他們已經許多許多年沒有見面了，這一次在醫院中相見，郭沫若和安娜都“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此時郭沫若八十有二，安娜也已八十高齡。悠悠歲月已經沖洗盡了他們之間的一切芥蒂，唯獨留下來溫馨的回憶。

“瞧！這就是我們在市川縣的故居”安娜把這次去日本時特意拍攝的故居的照片拿給郭沫若看，並告訴他哪些地方仍舊保持著原樣，哪些地方已經改建過了。郭沫若躺在病榻上興致勃勃地聽著，照片一張、兩張看得是那麼仔細，那麼認真，彷彿他又回到了市川故居的庭院中間，回到了安娜和孩子們身邊。

“那些樹都長得這麼高了”

“是你親手栽種的呢！”

郭沫若和安娜像一對懷舊的老人，緩緩地，但又興奮地談著往事。窗外——發黃的樹葉在秋天裡飄零，墜落，恰似人的暮年。

探視的時間到了。安娜和女兒把她們的雙手放在各自的膝蓋上，用日本的禮儀向郭沫若告別。在病榻上的郭沫若，用深情的目光望著安娜，他在安娜的眉宇間，又看到了那種令他神往和肅然起敬的聖潔的光輝，如像初戀時一樣。然而由於病體不支，他不能同樣用日本式的禮儀和安娜及女兒告別了。他只能在病榻上用專注的目光，把妻子和女兒送出門外。這種目光只有大病之中的老人才會有的。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戀戀不捨”，而是“見一次少一次”，因而也就愈發難以割捨，含有特別的悲涼的成分在內。

於立群幾十年如一日，跟隨著郭沫若，服侍著郭沫若，如像嬋娟跟隨著並服侍著屈原一樣。

1978年，湖南汨羅縣計劃修復屈原祠，寫信到北京來請郭沫若題聯。郭沫若是研究屈原的專家，又是把屈原詩化了的詩人，由他為屈子祠題聯自然最為恰當不過。可是郭老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病時好時壞，反反覆覆，身體一天天衰弱下去，離死神顯然已經為期不遠。然而他躺在病床上構思，從《離騷》的詩句中整合一聯。他勉強支撐著病體，立起身子來親自書寫，握筆的手卻總是打顫。寫了幾張都不滿意，只好請於立群代筆：“立群，你來吧。我不行了”

於立群含著眼淚，替郭沫若書寫了一聯：

集芙蓉以為裳，又樹蕙之百畝；

帥雲霓而來御，將往觀乎四荒。

這是郭沫若集屈原詩句而成的一副對聯。確切地說，這副對聯絡夫撰妻書。《離騷》雖為屈原所撰卻未必由嬋娟書之，郭沫若和於立群則時有聯袂之作。遺憾的是，這副題聯竟成了他們夫妻最後一次聯袂了！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與世長辭。次年2月於立群猝然去世，相隔僅僅八個月。

1979年6月，四川樂山召開了第一屆郭沫若研究學術討論會。那時張瓊華尚健在，與會者都想親眼見一見她。一天下午，陽光很好，一些代表去樂山市內一條僻靜的小巷子裡看望張瓊華。她老人家正坐在門口曬太陽，身著依然是典型的四川農婦的裝束。她給我們的印象是：這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婆。儘管她耄耄高齡，但從她面目的輪廓看來，仍可依稀品察出她年輕時的人品並不錯。我們尤其注意觀察了她的鼻子，因為郭沫若在《黑貓》一文中說過張瓊華長著“一對露天的猩猩鼻孔”，曾經給了我們很深的印象。觀察的結果是：張瓊華的鼻子是相當端正的，雖稍稍有一點翹，但絕無“猩猩鼻孔”，更無“露天”的缺陷。不知道郭沫若當年何以要用那樣的筆墨來形容她？

寡居鄉間的張瓊華大概從來沒有被這麼多的人拜訪過，關心過。她在眾人的目光中顯得有些侷促了，木木地僵坐著，不知說些什麼才好。一位女同志打破了沉默，走到跟前和張瓊華攀談了幾句：

“你老人家身體還好？”

“好，好。”

“我們是來開會的。郭沫若的討論會！”

“好嘛，好嘛。”

“你還記得到郭老不啊？”

“郭老？他比我小”

張瓊華1980年去世，享年九十歲。她的一生，從來沒有感受到過真正的幸福。巴爾扎克曾經用沉痛而又惋惜的文字概括了歐也妮·葛朗臺的一生：“她在世等於出家，天生的賢妻良母，卻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