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新鉛筆，怎麼可能找不到？”還有人則積極表態，希望管教們立刻便開始搜查，不要再浪費大家的感情和時間了。

張海峰卻擺了擺手，看起來並不著急，他在犯人們面前來回踱了幾步，然後指著車間門口的攝像探頭說道：“那裡的攝像頭時刻都在工作，整個車間都能被拍進去。當然了，我們的裝置清晰度有限，從螢幕畫面上無法看到那支鉛筆。不過你們每個人的活動過程都是可以看清楚的，只要我搜出了那支鉛筆，難道我就判斷不出是誰把它藏起來的嗎？”

這番話說得擲地有聲，而其他的管教們聞言心中都為之一亮：不錯，只要搜出了鉛筆，再結合錄影盯死藏鉛筆的地方，那肯定有所發現的。畢竟藏鉛筆可不像從桌面上拿走鉛筆那麼容易，嫌疑人必然會在錄影中留下一些異常的動作和反應。

“好了。”張海峰這時停下腳步，轉身再次掃視著面前的那幫犯人，“現在是最後的機會，自己把鉛筆交出來，吃一頓電棍，關一週的禁閉，這是最輕的懲罰。如果讓我找出來是誰，那等待著你的就是最重的懲罰，重得超出你們任何人的想象！”

重刑犯們大部分都知道電棍和禁閉的滋味。電棍戳在身上，能夠讓人的周身像抽筋一樣產生強烈的痙攣劇痛，那種疼痛能讓你口水橫流，大小便失禁；而關禁閉則是另一種精神上的懲罰，遭受這種懲罰的人會被關在一間狹小的黑屋子裡，沒有光線，沒有聲音，全身所有的感觀幾乎都失去了作用，就像被封死在冰冷的墳墓裡一樣。即便是最堅強的人一個星期下來，心頭也會被磨起一層厚厚的繭子。

“一頓電棍，一週禁閉”這尚且是最輕的懲罰，那犯人們的確無法想象“最重的懲罰”究竟會是怎樣。

未知的東西是最恐怖的。而這種“無法想象的懲罰”會給犯人帶來一種怎樣的壓力，亦可想而知。

於是這些兇悍的重刑犯一個個噤若寒蟬，哪怕是百分百無辜的人額頭上也不免沁出了一層細汗：萬一那鉛筆在自己的工作臺附近被找到，那可真是有苦難言了！

可是在這樣的壓力之下仍然沒有人肯說出那支鉛筆的下落。大家只是在這種靜默的氣氛中等待著，等待著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

張海峰的視線從犯人們的臉上依次劃過，一整圈下來無人應聲。該說的話都已經說盡，張海峰知道再耗下去也不會有什麼意義了，於是他便衝著身旁的屬下們招了招手：“你們都過來吧。”

除了把守著車間大門的兩個武警之外，其他十來個管教全都圍向了張海峰身邊，他們一個個神色肅穆，靜候隊長下達戰鬥的指令。

張海峰首先吩咐道：“老黃，你帶一個十人隊負責室內的搜查，八個人在車間，一個人去廁所，一個人去儲藏室。不要放過任何角落，只要是有可能藏下整支鉛筆的地方，都要仔細的過一遍！明白嗎？”

“明白！”老黃咬著牙應了一聲。他是生產車間的負責人，對於目前的局面難辭其疚，別看他平時有些懶洋洋的，現在的求戰慾望卻是無比強烈。而他對於車間的角角落落都非常熟悉，要想在他眼皮底下藏起支鉛筆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

張海峰又轉頭看向一個三十來歲的管教：“王宏。你帶兩個人在車間外圍搜查。重點是窗戶附近，至少要覆蓋到半徑二十米的區域，明白嗎？”

這個王宏是四監區的副中隊長，也是張海峰手下最為得力的干將。他為人沉穩，平時就不愛多說話，此刻便點點頭，然後伸手挑了兩個人：“你，你。跟我走。”因為要進行室外的搜尋，所以他找的都是視力敏銳的年輕人。”

“小陳。”張海峰最後問道，“剛才裝貨時你們走的應該都是規定的路線吧？”

小陳正是帶著杜明強和小順裝貨的那個年輕管教，他非常確切地回覆道：“都是規定的路線，一步也不會亂。”

“那兩個犯人在相關時間段有沒有什麼異常舉動？”張海峰又問，所謂“相關時間段”自然是指黑子上廁所之後到小陳對杜明強和小順進行搜身之前。

“我一直盯著呢，沒發現什麼異常。”

“很好。”張海峰略讚了句。這樣的話，即使是杜明強和小順拿走了鉛筆，他們也無法把鉛筆丟棄到偏離規定路線太遠的地方。張海峰便又胸有成竹地吩咐說：“你帶五個人，沿途仔細找一遍，重點是那些有可能藏東西的路段，比如說田埂綠化帶之類的。如果人手不夠的話，到其他監區調一些輕刑犯幫著一塊找。”

“明白。”小陳招呼了五個人向車間外而去。從工作量來說，他負責的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