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金融全球化遭遇失敗，這些大的金融機構和它們的掌舵者將會受到最多的詬病。醜陋的事實擺在眼前，正是他們的行為讓整個世界的金融系統岌岌可危。

人們普遍認為次貸危機的爆發僅僅是由於全球房地產泡沫破滅。他們的推理如下：柏林牆被拆除後，全球化的傳播所創造的繁榮加劇了全球製造業和服務業內的競爭，結果導致全球範圍內的實際工資縮水，從而造成了通貨膨脹預期的降低和隨之而來的長期利率下調。而當抵押貸款的利率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時，很多發達國家的家庭就開始瘋狂地買房置業，逐漸產生了大範圍的住宅市場泡沫。隨著泡沫持續增大，貸款機構對於那些償還能力遠遠不足的人也提供次級抵押貸款。而後來當長期利率以及抵押貸款利率回覆到較高歷史水平時，這些貸款者愕然發現自己已深陷財務危機。

這個解釋聽起來似乎很合理，但其實並未將事實和盤托出。在正常情況下，當美國次級貸款風險敞口僅僅為2　000億美元時，在當時總價值為數百萬億美元的全球經濟體系下，吸收這點房地產泡沫對於世界金融系統來說絕非難事。在幾個月內，金融市場可能會不穩定，但會相對較快地恢復正常。很明顯，還發生了一些其他狀況，應該還有一個更根本性的問題危及了金融市場的完整性。而“其他狀況”就是銀行和投資銀行建立的一個十分可疑的雙重系統，其試圖隱藏大量的市場風險，包括抵押貸款風險。

因此，我將要敘述的是一個關於貪婪、偽善和絕頂荒唐的故事。這是那些銀行家不願讓你們知道的關於2007~2008年信貸危機的故事，而這次危機是由未能意識到所發生一切的所有監管失敗導致的。

故事起源於1998年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崩潰。此後，全球的銀行神氣十足地加緊了對於對沖基金的信用監管（對沖基金通常向銀行貸款，透過槓桿將大量基金用於交易）。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此同時，銀行對於自己的交易平臺卻採取了一個寬鬆得多的風險管理標準。毫無疑問，銀行風險激增。為了追逐更大的利潤，銀行模仿對沖基金和投資銀行的做法，開始了越來越危險的賭局。

對於銀行風險，金融體系是有防範措施的。例如著名的巴塞爾國際銀行資本充足率標準，就有硬性要求，如果銀行想要提高風險等級，那麼它必須將更多資本作為抵押，而不能用於投資。巴塞爾標準的提出無異於為維護全球銀行系統的整體性上了一道政策保險，包括銀行儲蓄存款，貨幣市場基金，及民眾使用的其他一些金融工具。但是這個國際性標準也給銀行出了一道棘手的選擇題：銀行要麼選擇高風險和高回報，但必須儲備更多非投資性資金來應對意外事件，要麼選擇低風險和低收益，但是相對能有更多資本用來投放市場。銀行沒有接受任何一項選擇，而結果也是災難性的。

為了在巴塞爾標準佈下的兩難僵局中進行迂迴戰，銀行（包括投資銀行）建立起一種雙重市場。幾乎每個大型金融機構都設立了獨立於資產負債表之外的金融工具來規避風險。以赫赫有名的花旗銀行為例。包括銀行監管機構和信用評級機構在內，外界對於這個大牌公司所瞭解的，都僅僅是可見的、賬面上的風險。而外界一無所知的恰恰是花旗所設立的獨立於銀行母體之外的隱秘的金融工具（通常叫做導管或者結構性投資工具）。

嚴格來說，這些獨立的投資工具所揹負的醜陋債務一般不會顯現在母公司的賬面上。然而，讓母公司也大跌眼鏡的是，在國際市場交易者們眼裡，表外工具和母公司卻是一脈相承，聲名共享，而這是銀行家們始料未及的。規避風險的努力最終鑄就了一顆定時炸彈。

但是為什麼銀行要設立脫離其管控的工具，還不讓母公司作為主要受益者出現在這些次級工具的資產負債表上呢？答案歸結為一個詞：貪婪。銀行和投資銀行創造了自己的私有市場—一種自動的，合法的，能產生大量利潤的“傾卸場”。

接下來就要說說這個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傳統做法是，銀行借給買房者資金，然後在貸款期限內持有抵押物。該貸款期限內，銀行承擔抵押風險，然而在全球化的新經濟中，銀行採用了一個不同的系統來處置風險問題。它將所有貸款集中到一起，並將整筆貸款分成若干份，叫做“利息收益流”。換句話說，如前面所提到的，銀行“保護”了貸款，到國際市場上廉價賣清了經過重新包裝的單獨收益流（現在叫做抵押支援證券）。這些銀行同樣也鼓勵它們旗下的獨立金融工具來購買這些抵押支援證券，而其中有一部分便是評級為次級的抵押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