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僅有25％的國家屬於###國家；而今天，在經過25年的全球化之後，這一數字上升到了58％。正像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所說的：“在今天這個極端不平等的世界上，最大的失敗者不是那些完全融入全球化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拋棄的人。”

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加里·赫夫鮑爾認為：“美國每年要從全球貿易中獲得1萬億美元的財富。”這些財富佔到美國GDP的10％，或者說是相當於每個家庭獲得1萬美元。在赫夫鮑爾和加拿大經濟學家溫迪·多布森合著的《世界資本市場：G10面臨的挑戰》（World　Capital　Markets：Challenge　to　the　G…10）一書中，他們宣稱，現在全球經濟從資本流動中所獲得的收益已經達到或超過了從自由貿易中所獲得的收益。

《華爾街日報》評論版編輯、已去世的羅伯特·巴特利寫過一本關於里根時期經濟的書，書名是《豐盈的7年》（The　Seven　Fat　Years）（內容涵蓋1982年11月至1990年7月這一時期）。如果有人想寫一個序篇，我想它的標題應該叫《豐盈的25年》（The　Twenty…five　Fat　Years），當然這本書的內容應該包括比爾·克林頓總統時期的和平與繁榮局面，因為他是新的全球金融體系的領軍人物。

這25年也代表著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大規模削減貧困的時期。在2006年，我委託一位學者向我所在的雜誌《國際經濟》提交一篇文章，就是想測評自從1980年以來全球金融市場在減少貧困方面所獲得的成就。我當時感覺這位作者既不能有政府背景，也不能是與世界銀行有關係的智囊人員，他還不能來自私人機構，因為很多私人機構極其不相信金融市場。另外，這位作者還不能有意識形態的色彩。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亞當·波森—也是我們雜誌的執行主編—推薦了蘇爾吉特·巴拉，他是前世界銀行官員，也曾經是投資銀行高盛的合夥人，現在是一位私人投資者。最後，這位善於獨立分析與研究的投資者接受了這個任務。

巴拉總結認為，我們完全可以從歷史中尋求問題的答案。過去的25年代表的是貧困削減的黃金時期，所有的這一切都發生在向全球化金融市場轉變的時期。根據傳統的一天收入一美元的界定（這是國際發展機構執行的標準），自從1980年以來，大約有10億人已經擺脫了貧困狀態。也就是說，在1950~1980年間，（好*書*多^。^整*理*提*供）當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機構如日中天，富得流油的時候，實際上，全球貧困卻出現了大幅度的增長。這段時期也實施過國家間的援助計劃，其中包括高額貸款和向發展中國家贈與的款項。但這種善意的努力卻遭到了挫折，因為在援助接受國沒有運轉高效、可靠的機構，所以國家間的財富轉移往往是令人失望的。

貧困削減的黃金時期是1980年後的全球化市場時期，在這一段時期，貧困水平降低了令人吃驚的20％。當然，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大規模的轉變還是出現在中國和印度，因為這兩個國家實施了企業資本化改造，並降低了關稅。但即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未實施改革的國家，也從2000年開始出現了貧困率下降的趨勢。

當然，世界仍然有痛苦和災難。面對一些災難，比如艾滋病還在非洲大陸肆虐，公共機構和私人團體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實際上，一天一美元的貧困線標準顯得太低了—即使這一標準是根據1994年的美元價值來劃定的。但最終，只要看一下實際的結果，我們就會發現全球金融體系背景下的企業資本化是大幅減少全球貧困的唯一模式。一個歷史性的證據是，在過去的25年裡，全球有10億人口脫離了貧困。

我在這裡重申一點，我所說的這些並不意味著為緩解健康和醫療問題所做的努力是不必要的。有著鮮明姿態的一些慈善家，比如比爾·蓋茨夫婦，在慈善事業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搖滾歌星博諾就曾經透過緊緊抓住世界銀行和國際藥品公司，為慈善事業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但這些努力與強有力的內部市場資本化程序相比，所扮演的只是一個配角。就連博諾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在2007年3月，他告訴《紐約時報》記者：“我在非洲所瞭解的一件事情是，商業在促進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方面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雖然全球化有缺陷，有時候也會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