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或不願）遵從正常的金融秩序，美國在這時候就應該保留從這個秩序中走出來的可能性。但由於美國並沒有經歷過非常高的長期利率和飆升的失業率的負面影響，再加上美國公司的制約作用，因此，美國並沒有選擇從這個秩序中走出來。

美國政治領導人沒有意識到，他們在這個流動著鉅額資金的奇怪的新世界中只有一個選擇。重複一下，那就是：使美國成為全球資本最歡迎的長期投資目的地。這就意味著美國要保持過去25年中支援企業發展的資本主義模式。同時，這也意味著建立一種新的金融秩序以促進公眾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普遍信任。但今天，我們的政治候選人卻排斥這一發展模式，因為當前他們對民粹主義的反對企業過度發展的政治信條一直頂禮膜拜。

2007年12月的一天—剛好在聖誕節前夕，我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廳裡喝咖啡，意外地碰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叫戴維·利普頓。他是一位紳士般的人物，做事鎮定從容。在克林頓政府時期，他是美國財政部一個頗為耀眼的明星，因為他曾是20世紀末俄羅斯違約期間的風險管理人。

我們開始探討的是全球主權財富基金在全球不斷上升的金融權力。我們兩人一致認為，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家將會很快面臨中國、俄羅斯、沙特###和其他國家對歐洲或美國工業和金融利益侵蝕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執政的兩黨在面對全球投資無法衰減的勢頭時將會發出相當有力的聲音。“因此我們這個時代還會存在那麼多危險的不確定因素，”我插話道。

“是的，因為它並不像我們想的那樣簡單，”利普頓回答道，“如果美國和歐洲的官員明天要面對一場極其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那麼他們最先考慮的應該就是向主權財富基金求助，以幫助維持金融領域的穩定。”緊接著，利普頓又總結道：“沒有其他機構會持有這種形式的資本。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不會。它們（主權財富基金）才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最後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還需要維持那種使其成為具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的政策呢？美國也需要扭轉自己的金融不平衡局面。然而，這裡的挑戰是，如何制定出一個有效的策略，既能扭轉金融領域的不平衡態勢，又不損害企業家資本主義體系所創造的財富和工作崗位。關鍵是，避免扼殺最近幾十年時間裡培育的企業精神。在當前階段，一個真正的危險是，由專注於階層權益爭鬥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治團體開出的政策藥方最終可能會誤殺這個“病人”。正像我將在下一章裡所闡述的那樣，要懂得究竟是什麼因素能夠促進一個經濟體增長或繁榮—這是最重要的事情。這也就意味著，今天這種新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企業家—的作用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而且對企業的資金支援也是需要認真考慮的。但我在下一章裡還將要指出，促進企業創新氛圍提升的政策必須依靠更廣泛的促使人力資本成長的政策獲得給養。關鍵的一點是，在21世紀的全球經濟中，人力資本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對全球經濟來說，中國代表的是一種嚴重的自相矛盾，我在開始時只簡單地描述一下。一方面，中國必須努力促進經濟發展—以那種讓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增長率高速發展。較低的增長率就意味著更少的工作崗位和潛在的各方面社會壓力。另一方面，中國發展過快也會面臨重大風險，因為它會給世界經濟帶來威脅，給世界金融帶來泡沫。①現在，中國股票市場浪潮洶湧，政府部門也在積蓄力量以促進經濟的更快發展。在中國，通貨膨脹也在上升，這同時也抬高了工業化世界對通貨膨脹的預期。

但這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當中國的發展泡沫（總是以多種形態）破裂時，中國的通貨緊縮又會影響到世界其他國家。在發展不景氣的背景下，中國將會毫無選擇地把積聚的儲備物資和商品傾倒進世界市場。這將會促使全球的產品價格重錘般落下，也會給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帶來極大的挑戰。

在下面的討論中，你會發現關於中國另外一個自相矛盾的因素：資本流動的作用。一方面，中國需要工業化世界以持續不斷的直接投資的形式帶來的技術。另一方面，中國還是一個主要的資本出口國。它利用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到今天，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一個讓人吃驚的數額）在國外進行投資，從而獲得更多戰略利益。這裡有一個底線，中國對工業化世界來說，正在執行的是小心翼翼“走鋼絲”的平衡策略，但這種策略好像是擁有眾多變數的魔方，它使得危機管理的戰略規劃實施起來難度加大了。

中國在過去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