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扯著沾泥的根。在房間裡，碰見了寫《紅高粱》的莫言。表哥說：

“你們北京就是記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好像在回答，“我還在部隊裡。”

表哥說：“我是說，你們北京記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禮貌地回答，“我還在部隊裡。”

表哥有點氣餒，轉而問房裡另一位北京人：“這裡可不可以買到文字翻譯的電

腦機器？”

北京人客氣地回答：

“什麼機？滅蚊子的機器？”

客人走了，表哥無奈卻又不甚甘心地抱怨：“這裡的人覺得我們講話好笑，哼，

可是他們到了我們省裡，我們可覺得他們怪腔怪調呢！”

下午五點，電話鈴響，我拿起聽筒。

“是龍小姐嗎？”一個沉著的男聲。

“是的，您哪一位？”

“我們準備好了。”

“什麼準備好了？”我糊塗了，莫非自己忘記了哪個記者的約會？

“嗯——”對方沉吟起來，又說：“你不要了嗎？我們就在旅館門口——”

“您究竟——”我正要口出不遜，表哥把聽筒接了過去，連連說：

“就來就來。”

表哥拎起他的塑膠行李袋，輕快地走向門口，手扶著門把，回頭說：

“表妹，八比一呢！昨天在友誼商店門口找上我的，有好幾個人，約好今天換

錢。”

“等著等著！”我跳下床，把門關上，把他拉回來。

“你從鄉下帶了多少錢來？”

“九千塊人民幣！在鄉下已經用六比一換成了美金，現在再用八比一換回去，

你看，我的路費都賺回來了。”

“表哥，你一個月的收入不過一百多塊，怎麼會有九千塊呢？廿年也積不起來

呀？”

“我當然沒那麼多錢，”表哥安慰著我，“這錢是鄉里鄰居朋友湊起來的．知

道我要來北京，讓我來轉一下，大家都可以賺一點。我家隔壁的老張還要我用你的

臺胞證幫他買臺彩電回去”

他轉身要走，又被我扯回來，我急急地說：

“表哥，你做什麼我不管你，但絕對不要在這旅館的範圍裡交易。”

我還沒來得及告訴他，這家旅館有個特殊的背景：它曾經是特務頭子的私宅。

半小時過去了，表哥還沒有回來。我立在長窗前探看，覺得不安：這個南方來

的莊稼漢正在北京一個衚衕裡和一個聲音沉著神秘的陌生人交易，身懷鉅款。

一個小時之後，表哥興沖沖地推門而入。“你看！”

他將一團報紙包拋在床上，“你看！八比一。”

他坐在床沿，將報紙一層一層剝開。揭開最後一張，露出幾扎磚塊一樣厚、鈔

票一般大小的紙張。表哥生繭的手握著剛剛換來的鈔票，突然顫抖起來：

“白紙——全是白紙——”

我湊近看看，除了上下兩張是十元鈔票之外，幾捆全是粗糙的白紙。

表哥手忙腳亂地將白紙包成一團，跳起來就衝向門口，嘴裡不清不楚地嚷著：

“報案！報案！”

“報案？”我一把拉他回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違了法？”

“那我不管！丟了這麼多錢，非報案不可。”

他走了。

暮色越來越深，天整個黑了。我坐在房裡等著。不，還不到我該出面的時候吧？：

在這裡，　我是個外籍人；　北京政府要驅逐一個外籍人時。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

“私下交易”。我不要送給它一個藉口。更何況《野火集》已經在北京銷了十五萬

本，這樣的書不曉得何時何地會突然成為禁書；更何況，經過我不能解釋的巧妙過

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這樣的一個旅館裡面不，我還是暫時不要出面，再等等

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麼文明？語言不通、滿手粗繭的鄉下人在派出所會受到

什麼樣的待遇？一個販夫走卒有多少人權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嚴？

將近十點了，我在房裡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電話鈴卻轟炸似地響起來。

刑警隊請我立刻去派出所。